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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杂志

国家商业地理读本

 
 
 

日志

 
 

秋收——陕西靖边农民土豆合作社的故事  

2010-02-24 19:04:58|  分类: 长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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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陕西靖边农民土豆合作社的故事 - 《锦绣》杂志  - 《锦绣》杂志

 

撰文:邹波  摄影:卢恒

 

殷海彦带他的人蹒跚向南,等走到南方的森林出现,就走到了今年秋收的终点。

“森林里也有合作社,我介绍给你,天下合作社该是一家,是兄弟”,我们并排走到山坡一棵斑斓的沙果树下——她果实累累,让人忍不住去触摸这些小小的“金苹果”,四野人烟稀少,空气里却突然有了点共产主义天堂的味道。

旁边的婆姨坐在一堆苞米脱去的褐色外衣里,有的干脆躺下,伸开粗壮的四肢和少女留到中年的黑辫子,本地蓝眼睛的村民也终于从十几把秤里挑出一把最公平的,气氛和谐起来。

我和老殷以前的误会在劳动中消除了,一起收土豆,不再提我对那个乡合作社贸然的采访,也不再互相道歉。对他的土豆合作社,他也不再讲泄气的话,说要继续搞下去。

 

 

《中国农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才两年。回想建国初的土改(后来的合作化运动)并非分地,而是将劳动力均匀分配到地里,并分配生产资料,使社会生产最大化,不让一寸土地闲置,实际却导致了政治化的集体劳动、财产公有和貌似热烈却并无活力的充分就业。这刺激了生产力,但是并没有改变乡村的落后,城乡差别一直存在。

20多年前的分地和家庭承包继而使中国农民成了国家托管的农场主,十余年里,并未像西方圈地运动剥夺他们的土地。但此后20多年,中国农民继续分化为没有关系的个体。1990年代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外流,伴随农民失地现象的出现,城乡不平等加剧——有点像推迟的“圈地”,土地变相转手,并因上次土地测量痕迹年深日久,承包家庭的变迁,丧失数字管理,90年代开始,土地失耕率很高,那时农业税仍在,农民渐不愿承包,承包田逐渐萎缩为口粮田,集体土地大量回到村委会自由掌握中——越靠近城市,这种衰落越明显。

要考察更传统的农业,如今可能要去边区——比如陕北靖边——该县除县城周围因城市化需要(因毛乌素沙漠南缘陆续又发现很多石油)逐渐开始被征收,下面乡村的土地尚不吸引人,人们继续种着土豆等作物,村里偶尔有私人油井,这两年全被收为国有。

电视里刚看到本县百名干部下派进行土地流转与合作社新政策宣讲,并在本县西边的东坑镇遇见县经管站某科长,他看来并不完全理解要宣讲的政策最终意味着什么,谈到未来土地流转和买卖时显得忧虑,当土地和农业被抛给自由市场,我想起波兰尼曾断言的,土地和货币的买卖都是经济脱离社会变成野兽的根源,是现代诸危机的根源,后者如今再次在全球应验,前者则至少在中国正被广泛实践,他还说,边区农村目前仍保有完整的农业基地,传统农业还能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里寻求自身发展。这似乎是一场时间的竞赛。

合作社本是欧洲农村最先出现的运动,是农场主团结起来成为公司的道路,自从19世纪初的欧文实验就已开始,当时加入实验的有一半是资本主义的信徒,此后也没有改变过信仰,这一理想的实践在后来的西方制度下从未中断——包括19世纪80年代“罗奇代尔先锋公平社”对夭折的欧文模式的折中(欧文要求财产共有),“罗奇代尔先锋公平社”不要求财产共有,只入股,因财产自由才能同时保证人身自由。

在中国,如今重提合作社是想在这“市场化”的新时代保护农民利益,通过自由农民的自由联合,稳定农产品的价格,集体托住较理想的保护价,避免被公司盘剥(即使前几年流行的公司加农户的做法也仍然在收购价上造成对农民的盘剥),避免农产品在自由市场贱卖。

 

 

农民殷海彦43岁,是陕西靖边东坑镇兴农农民土豆合作社社长,本合作社前身是本镇农业协会,2007年,当合作社法一颁布它就产生了。

但老殷一开始否认对合作社有热情:“去年县科协一个电话打来说农协不存在了,现在是合作社,要我去跑那块牌子……你要看合作社带来的变化,来得太早了,才两年,中国的事哪有那么快,山东寿光和南方要成熟些,有政府支持,到陕西就不一样了。”

但我还是追问立杆见影的好处,想看到农民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他挠挠头半天又挤一句:“我看还不如农协,因此农协牌子我也没丢,我还想挂靠科协,中央科协也有我通道,闷在黄土里变成民间组织会闷死……”——他仍希望回到政府怀抱,我后来去他们合作社的确看到门口有个农业协会的牌子,被落叶埋起来了,“我目前都打算退掉合作社,恢复农协,我决定了。”

和他说多了才知有些话毕竟是气话,合作社还得搞下去,同时我也明白,人们惯于祛除新事物的魅惑,即使连他这样酷爱农业新技术的农村强人。

他也列举了实在的理由:以前农协归县科协管,三天两头有老师来指导种植,通报种子信息,联系化肥厂家优惠,组织积极分子开会学习,参加博览会,现在没人管,推到民间自己搞,什么活动几乎都错过,“还得靠政府扶植……以前感觉我们是政府机构,现在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公司,农民本来也难管好自己,现在没有老师了,归工商管,工商不懂农业,又保守又害怕。”

关于合作社谁来管,本地工商、供销社和农业局座谈了五六次,都想接过来管,到现在没有结果。倒是各有各的好处——工商有优惠税制,供销社可帮农民合作社垄断化肥来源,打别人的假,保护合作社,农业局能解决技术,当老师。

老殷平静下来继续说:“我看还是农业局管最好,他们最懂农业,最亲的还是科协的老师。”农业部门管还可以得到更多项目支持,有项目就有经费,甚至有贷款,老殷深知这个道理。他还在为此努力,时常去北京见要人。跟大学里一样,项目就是钱。

几次座谈不了了之,归属仍没有说法,除在工商部门有了法人登记。

合作社本身带来的变化是使农协的骨干变成16个入股社员,每人出2000元,多年的弟兄,另有2000联系会员,不入股,合作社办公场所是以前农协的,基地大库也是那时政府出钱帮建,声誉则继承以前镇农协的声誉。

声誉其实也是殷海彦这样的能人自己的名声,并且真正大型的项目和收购,还需他本人垫资。说白了,合作社目前还是一个少数富农的公司。

“合作社的名字起码有个好处,到武汉广州等地,那里合作社发达,认合作社的名号,比西安还认,我本人在全国蔬菜市场就小有名气,销售没问题,什么都能卖,2000多非股东联系会员的农产品,我们可替他们包销,并保证卖高于市场收购价的价钱。”

今年陕西土豆在地头的收购价是3毛4/斤,他们可以给会员3毛5的价格。

按本地中低产旱田亩产1500斤算,非会员每亩要比会元少收约15元;按夏土豆较高亩产田来算(5000斤),非会员要比会员少收入约50元。这里一户平均6-7亩地,秋土豆收入差异在100元左右,夏土豆收入差异在300元。

2000联系会员享受这价差,义务是为合作社当各村代办,当代办也有提成(收一斤土豆提成一分钱),这些利益暂时不入股就可以享受。而要吸引他们成为真实股东,真正的合作社主人——而非仍然将合作社视为仁慈的公司,合作社还得靠额外分红来吸引他们,这又需要大家预先更多投入,因此还在互相等待。

这样的地方合作社谈不上影响市场价格,只是如老殷所说,他能充分销售。仍是使包括合作社在内的农民生产者被动接受价格——这里头对农民的浮动优惠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合作社自己——而它又不能将此成本转嫁给市场。

老殷的合作社有明确的分工:技术服务部,外联销售部,组织部,病虫害防治部——这是以前农协就有的,并非合作社原创。合作社另一个新做法是自己出钱培训驻村农药师,一个队培养一个,免费给他配备一台700元的洒药机。发现病虫害农民就去找他,一亩地他能挣7、8块钱。

另外他们也有了制服,标上写着谁是会计,谁是技术员,谁是社长,但只限于东坑自己的地盘——而这几天,当他们到席麻湾这样的外乡收土豆时,为了低调,并未穿。说到技术服务,虽老殷他们自己已丧失了科协的指南,但他们作为能人,还须充当农民的技术指导——实际上正取代日益流于形式的科协农机站对农民的技术服务。

对这个合作社影响下的农民来说,产中环节仍以家庭生产为主体,收获时合作社包销,并未像山东那样,有大公司基地包租土地并返聘农民,统一按公司目标进行生产。

产前预先投入的成本却是该合作社再发展的瓶颈——春耕时农民孩子要上学,资金更紧张,有的困难户连基本的成本都拿不出,春耕启动不了。“如资金,化肥、地膜和农药都能为农民弄到低价,统一把货调过来,含点运费,如今年碳铵35块,我25块就给农民的话,他肯定信任我了。”

但对于产前,合作社这16人垫资能力太有限,殷这样的大户也吃不消,最多能为乡上农民拿出50万周转,但要规模效应还不够,就说化肥一项,他梦想拿到出厂价,比如每袋二铵,希望能比市价便宜20元。“但厂家只愿签100万以上的大单子,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

他也借过“高利贷”——就是农民基金会,利息一分九厘六,搞了一年,利息高得“钱都给基金会挣走了”,信用社的利息是一分半,但贷10000元要有1000元当风险金扣在银行,因此实际用于周转的利息也很高,农行的利息是正常的九厘,可贷不到。

“现在合作社有了法人资格了,是否找农行贷款就好贷了?”

“更难了。农行连有名有姓的个人都不信任,更不认什么法人。怕树倒猢狲散。”

农民的信用确有恶劣案例,如在中国一些城市化进程迅速的郊区农村——村一级债务非常混乱,随着农民成为城市居民,然后村逐渐解体,村委会一解散,当事人一跑,许多项目贷款也成了坏账。这比个体农民生产亏本导致的坏帐数额大多了。

农行因噎废食,或者说以此为借口——许多乡的农行(比如河南固始这样的人口大县某些乡),20多年没贷过一分钱给农民,包括农民大企业,有的甚至是亿元规模的,也贷不到,只有农民打工收入源源进本乡的银行,没有贷出,银行金库对于本乡是死钱,又反而长期贷给各级政府及城里的大企业。

本合作社暂时也没法建立信用,因此最初的几步很难,又不能强迫2000联系会员入股,规模起不来。

既无法上规模,自由市场就仍是主导,它虽然透明,并能在一地实现统一价,但因个体贩子和大公司盘剥以及个体农民急于卖出好过年的心理,这一市场决定的统一价,仍然只是个贱卖的低价格。自由市场使农民之间因唇亡齿寒的压价竞争而破产。

因此即使是合作社出面在外拉客商,也还得看买方眼色,我发现,陕北的土豆农民最怕听说全国丰收,陕西土豆一下就理亏了一样,“因为东北的土豆比我们的好”。这一点,能人殷社长也没办法。合作社的名头有时也只不过是体面些罢了。

“以前在农协,科协还能帮我们贷到一些,现在三不管了,成了没娘的孩儿,”老殷还是一个劲怀念政府。

成为民间组织后,就连合作社该得的10万国家拨款他们也没有得到。

“可你是个能人,到处都是找你帮忙收土豆的个乡领导,依你和领导的关系,说合说合,再让县里出个红头文件给银行。”我的直觉没错,东坑镇的书记就是他的叔伯姐夫。

“有关系的多了,有关系的合作社也多了,有关系的协会也多了,有关系的乡镇也多了,其他乡镇的人都在抢贷款,建一些空头不运转的合作社混拨款,就我们镇抢不到……如果碰到那样的合作社,你别听他们乱吹牛。”——他强调地补充说。这反而勾起了我的好奇。

2008年春,镇长新上任,想大干,大搞反季大棚辣椒,没听老殷逆耳之言(他力陈“辣椒不能大面积推广,腿短,运输短,不耐储藏,将来辣椒肯定要倒到政府大院”),但领导不听,结果说中——“辣椒到处都丰收,西安可便宜了,本地辣椒没人拉,都烂了坏了,10000棚的农民血本无归(一个棚在银行贷款1000元钱,买塑料布2000—3000元,农民没一分收入),农民刚刚将辣椒倒在政府大院,而镇财政也一下亏了农行700万。”——政府插手做蔬菜生意,显然不如做土地生意可靠,土地是一定能低买高转的,而蔬菜还是得看市场。

不填平本镇这700万元新鲜债务,这里的合作社也争不到扩大规模的贷款,甚至连老殷合作社该得的国家10万元拨款也泡了汤……这一切都仍是乡村的壁垒,在规模足够大之前,合作社只比以前更无助了。保守的意识可以长期使它空有形式。

话说到死局就语塞了,于是我就跟他们秋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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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坑来的老殷的队伍是席麻湾乡这里秋收土豆的外来者,老殷的大本营东坑伊当湾村在北面10多公里处,更接近毛乌素沙漠。

他在靖边是远近闻名的销售能手,在全国市场有渠道,别人卖不出的他能卖。尽管他每年秋天必来,但今年说又是席麻湾乡领导亲自打电话请他过来收秋土豆,要他来救场——老殷告诉我,通常都是某个乡政府出面与他的合作社对接,请他来帮忙处理卖不出的农副产品。

他说来席麻湾乡一周时间,总共已往广州武汉发本地土豆2000吨,这是就全乡范围而言。

而另一个场合他又微观估计:目前这五个中老年雇工的效率,再加地里农户家自出一两人,再加他合作社的四个骨干,最后不行再加殷社长他自己,还得像这样勉力走一个月,才能将靖边南部山地这片连续的秋土豆大田收完,“今日起每天定要收三百袋,之前一天才两百袋出头。”

举目可见的范围里:他的合作社的秋收能力——按现在所说的效率,以每袋装土豆100斤计算,大约一周能收100吨。如此再干一个月,能收700吨左右。大概对应一个村三分之一的土豆产量。他的合作社骨干成员16人,在本县其他地方还有两三个分队在秋收。

这里道路曲折,黄土埂几乎卡住车,时而架空底盘,大队伍到了山中,就多半需要步行,缓慢得像迎亲的队伍,运土豆的三蹦子则需迂回很久才能到达田边,尤其是山顶的地,运输速度大体和收获速度匹配,谁也没等谁。

我还访问了席麻湾乡本乡土豆协会刘社长,他说今年本乡山上秋土豆丰收了——必须说明:这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多山之乡——因为今年秋土豆生长期雨水格外多,所以长得好些,以往是4万吨,但今年据说达8万多吨。

无论这些计算多么粗略含糊,吹嘘的水分多大,基本比例仍然能说明,在这土豆汪洋里,殷海彦他们的队伍仍似一条小船,谈不上包销或垄断,起码还有少量本地竞争者,也就是说,光他们一个合作社,解决不了本地土豆的秋收运输与销售的问题。

老殷他们既是外来者,虽在自己家门口早已是自己人的身份收购乡亲土豆——但在现在这个乡仍像一个普通的土豆客商进入。

这时就需前面提过的代办出场,一村通常三四个,疏通本村关系,提供生产生活便利,包括吃住——代办也是殷社长所称的2000个联系农户中的人,其中1200人在东坑镇本地,是自己人,以前农协的分子,亲密自不待言,另800人散落在靖边其他的村落,包括席麻湾,他们成为去这些地方收土豆的线人。

一个这样的区外线人得到合作社的尊重,这是多年的老规矩,陌生人进村收土豆,必须通过代办。

这里是土地比内地广袤得多的陕北乡村,向西快到宁夏了,农民暂时还牢固把持着土地,视种地为天职,如不种,就荒给自己,也不给旁人。

但放眼望去,远不是过去秋收的热闹场面,劳力2000年左右就差不多走光了,2009年甚至也不及去年,“去年来的客商多如牛毛,今年没来几个客商”。

一对5、60岁的老两口,多可勉力包种4、50亩的土地(包含外出打工子女等10来口子所分土地),春耕和秋收都必须在一个半月内完成。他们达到了劳力的极限。

通常本村一半土地种土豆,剩下的种玉米和荞麦,这里机械化程度还不高,拖拉机仅可以春耕翻土,最多再用来秋收翻出地里的土豆,其他全部靠人工来完成 。

远近只见老殷的合作社及当地的个体贩子两伙人在活动,没有老刘的乡政府合作社在活动,土豆地里是一个个坟头一样的土豆堆,收过的田野如土浪翻滚,断茎像游丝漂浮在黄土表面。

这两伙人共用村委会门前五眼窑洞仓库,不怎么交谈,此起彼伏地装货卸货,对方有时临时雇一下殷社长的雇工来帮忙,工钱一样给。对方没有装袋就运到仓库门口撒了一地,土豆品质比老殷他们收的鱼龙混杂多了。

农户们卖完自己地里的土豆就回家,如没有附近面粉厂来廉价收残余小土豆,就将当不了商品的残次土豆当主食或喂猪,然后大门紧闭。整天也没其他车辆进出村,参天杨树和榆树夹道的土路,天高云淡,地上落叶缤纷,十分寂寥。

本乡政府合作社的刘社长还告诉我今年虽是20年一遇的丰收,但全国土豆价格因普遍丰收而低于去年:去年本地收购价是4毛5/斤,今年只有3毛4/斤。“即使这个价,我们这里的土豆因为公路运费高,也不一定能卖掉,”刘说,“往年这时拉出去70%,现在才拉30%。”

比如今年西安朱雀农贸批发市场最高价是7毛/斤,最低卖到5毛(和2004年的低谷持平),而土豆按3毛4的本地地头价加运费、人工、包装、贮藏成本,总成本6毛/斤,6毛以下就不挣钱。因此今年弄好了能挣点,弄不好就亏。

比照目前这些人收土豆的速度,今年本乡大概仍会有许多土豆卖不出,最后必须窖藏深埋,到明年春暖花开再启出来卖,折损率大概在10%,选择窖藏与否也好象是每年的一次赌博,因为今年价格不行,许多人家已提前就将土豆入窖——一个地窖大概3米深,4平米见方,挖在田边或家门口,用厚土盖上,比田埂要软,比翻过的土豆地要硬,走在上面,略为感到沙土疏松下陷,心上一紧,像踩到了自己的坟。

虽然现在有一辆雪佛兰小轿车跟着,但老殷认为,到此收秋土豆跟夏天在自己的地方相比——在北面20多公里的东坑镇收夏土豆——可辛苦多了。

东坑伊当湾村是他老巢,他以种土豆起家,与在席麻湾不一样,如今他在东坑差不多能垄断局面,也因为他本是镇农业协会的主席,农协影响显然大过目前阶段的合作社。

整个靖边属黄土高原向鄂尔多斯台地过渡地带,光热充裕,昼夜温差大,气候爽燥,降雨适中,属土豆优生区。全县土地面积508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近90万亩,土壤疏松、沙化,适宜土豆块茎生长。

东坑镇比席麻湾乡更接近毛乌素沙漠,属于北面的风沙滩水区,席麻湾乡则兼有南部丘陵沟壑区、中部梁峁滩涧区。

东坑土地含沙更多,灌溉又好,适于种地膜水田夏土豆,果型好,个大,芽眼浅,价高(今年地头收购价4毛3/斤),产量大(亩产4000-5000斤)。这里的人先富起来。

南面的席麻湾乡的山地和平地间杂,灌溉条件差,近年虽来了个管事的乡干部,打了几十眼深井,但做好事没到底,喷灌的设施并未建全,大部分土地还只能种靠天吃水的秋土豆。

席乡秋土豆品种差些,价低(今天地头收购价3毛4/斤),产量小(亩产1500-3000斤)。这里的人没东坑的人有钱,但也不差,因为地还是多。

村里有石油。山坡那四口油井,本是村民自己花钱挖的私井,后收归国有,仍如啄木鸟昼夜不停地采着油,在田野里发出工业怪兽一般的嘎吱嘎吱声,以前归私人的时候,听着亲切,现在听着很让本地人觉得刺耳。

比东坑,席麻湾乡也不服气,建了乡土豆合作社,并拿到了“统万”的商标。这毕竟是缺乏政府支持的东坑老殷还未办到的。

两地土豆一年都只种一次。但东坑的水田收完夏天土豆之后,还能种一次过冬白菜,席乡的秋土豆比东坑的夏土豆晚两个月收,收完之后已是秋,也因是旱地,什么也种不了了。

夏天东坑镇各村的夏土豆会自动运到靖边县东坑镇兴农农民土豆专业合作社(“农业协会”的牌子在2007年变为“东坑镇兴农农民土豆合作专业社”)门口,堆积如山,坐地可拉走几百车皮,夏收就这样过去了。外乡人也会来收这值钱的夏土豆,老殷对他们好茶好饭,并免费提供住宿。

秋天,席麻湾乡秋土豆则安静地躺在田边,堆好,盼望有人来收。本乡的农业合作社显然来过,三毛四的市场价格,他们到外面也找不到渠道卖,乡上只好另请高人。比如老殷。

显然席麻湾乡土豆合作社就是老殷先前说过的“混国家拨款、挣工资不运转的合作社”,尽管如此,我还是瞒着老殷采访了他们。

通过背地采访,首先,老殷的一些说法得到印证,比如即使不是主观问题,客观上席乡的土豆合作社对于今年不景气的秋土豆收购的确回天乏术,刘社长自己也承认,该合作社目前也是停滞的、无能为力的状态。而殷社长这外乡的土豆合作社却大收特收,并一直通畅地发着货。这是市场能力的区别,也和领导者以及核心团队的能力有关。

其次通过与更像知识分子的刘社长交谈,我获得很多土豆理论知识,包括一些新品种的学问,我感谢他当了我短暂的老师,我采访前临时抱佛脚看过的《植物的欲望》里关于土豆基因的故事,也和他的谈资接上了轨道,还谈到了本地土豆的历史,知道了叫“山杂”的品种,产量特小,是有机土豆的前生,自古就有,现在淘汰了,也知道了本地山上的虎头白的历史早于目前最普及的紫花白。

不过我还是无法证明刘社长是纸上谈兵的人,何况任何一个农民都比我这样的无能的城里人要能干,要能吃苦得多。只是此刻他身上没有土地的痕迹,显然不下地多日了。而殷社长则像一个土豆一样在地里吭哧吭哧滚来滚去。

我还参观了刘社长合作社的土豆主库,也是乡人民大礼堂,我和摄影师想象,如果这里台上台下堆满土豆会很壮观,但我发现,这里的地上并无长期运转土豆时必然抖落的厚厚一层黄土,证明它长期空置。而当我参观殷社长伊当湾的主库时,地上的土有一寸厚。两个合作社的活力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我发现,刘社长的合作社注重并不实用的“新项目”研发——这里800亩大红品,那里500亩垄沟示范、机种机收示范田……多是暂无法普及的产品。还不如将这些投入放在进一步改善水利,扩大喷灌面积,普及东坑那边获利更高地膜夏洋芋,这和农民切身利益才最相关。

但其中也隐含一个逻辑:超前项目能得到拨款。

刘社长每月从乡上拿几百元工资。殷社长则草根企业家,老殷谈的始终是最实质的销售问题,不谈花哨的前沿的土豆学问,重视能立刻在农民中普及的那层技术革新,他没尖端项目,合作社有300亩良种繁育试验田,东坑其他20000亩土豆田全是面向市场的水田夏土豆,这样说来,也难以拿到项目的政府拨款。

刘社长的合作社也号称10名骨干成员,入股每人2-3万,集资较雄厚,并有乡上扶持(这也是殷社长渴望而不得的),据称通过乡上,本合作社社员能以出厂价格拿到猛烈涨价的化肥(这也是殷社长渴望而不得的),只是每户不分人头数限三袋,不能满足大面积种植需要。

殷社长这边16骨干正式股本很小,每人2000元,股本小,入社门槛低。但如前述:老殷合作社已非常善意地免费满足了普通农户卖难的需要,以至大家并不踊跃入股。如若他们有席乡的刘社长他们合作社这么好的政府支持条件,能首先与化肥厂签合同,踢动这个球,合作社就可扩大规模了。

即便如此,殷社长能卖动今年滞销的秋土豆,而席麻湾自己资金雄厚的合作社却不能。可见还是市场能力问题。且刘社长合作社也并未利用好他们产前化肥供应优势,也未将资本投入到旱田变水田的灌溉改造(此举能带来本地土豆收益革命,赶上东坑夏天的收成)。

那刘社长拿着大笔钱在等什么?

刘社长告诉我:该社之所以无法运转,是因目前虽注册了品牌“统万”,但批量生产袋子成本太高(每个袋1块3,10万起印,单这笔费用得用13万,总股本没有100万干不成这品牌生意),即使如此雄厚的集资也实现不了,于是拿着钱,卡在这。目前他们只生产了少量统万牌纸盒,这样的包装没有大量印刷,也没有渠道发货,只等领导来视察,送于他们。等于一手空牌,不在话下。

钱多的(30万)本乡合作社对秋收显得无能,既无能于市场开发,就更寄望于品牌形成固定优势,拿着大钱想一劳永逸,最后也还是面临缺钱。他们有了那么多钱,却仍然觉得缺钱。

但他们的入股门槛太高,明显也是在拒绝穷人的加入,与合作社原则有出入。

另外,集资很小(4万左右,很多时候需要靠老殷个人垫资)的老殷这边,虽能干,却还没有品牌。我最初遇见老殷的时候,他也说他的牌子是“统万”,没想到并不是他的,而是席麻湾乡的。

他也许知道我想了解合作社这新事物,但最初的介绍却如此粗略,笼统地讲了讲靖边农业,也仿佛他就代表了靖边,似乎懒得跟我澄清细节。

但他收土豆时所用的包装袋甚至也非他囫囵所说的“统万”,而是定边批发市场买来的,印着“来自沙漠的问候”,不知算不算牌子。这个袋子只需4毛一个,而且从市场购买,没有起印的资本负担。

但更讽刺的是,拥有“统万”品牌的席麻湾本地合作社与个体贩子也都是用这个袋子。

老殷最后承认自己“冒牌”,最后他发现他还是只能代表自己:东坑合作社目前仅拿到了无公害认证和有机食品证书,前者花了8000多,后者花了10几万,尽管“很值得”。

前者是个绿色标签,现在从甘肃到陕西到内蒙古到东北,哪里好点的土豆都必备,是基本的了,后者则意味着你出的东西真是“绿色食品”——有机作物不大量用化肥,只以少许碳铵、二铵按很小的比例配合有机肥,每亩减产30%,但价钱卖高一倍。

针对化肥等产前成本,贷款、集资之外,有机农业是第三条道路,如这个能推广,他就可绕开耿耿于怀的化肥成本这关。老殷具备了品牌产品的质量,他说:用这不伦不类的牌子的确尴尬,以至刚开始他蒙我,说用的是“统万”,但后来因为我知道了“统万”的来历,他就告诉我,明年定会推出他的品牌:“很可能叫沙漠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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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阡陌纵横,沙雾轻漫的荞麦田,精耕细作的样子,但还是沙,沙土比平地和山顶的土豆地的黄色更深一些。在秋天它们最后收获,最先是玉米,其次是土豆。

十月下旬,殷社长催得对——天气的确不等人,地头的土豆最怕冻,一上冻就有可能进水,见水而化,就卖不了了。

昨日清晨突降今年第一场大雪,地气尚暖,雪花倒是遇土而化,雪花像春天的杨絮一样温和,纷纷扬扬,但今年就是这样提早上冻了,此后就得和天气赛跑。

昨日,殷社长他们那已下地的雇工又缩回来村委大院的炕上来,农户也赶紧各自掩埋了三米深的大窖,并用土盖住裸露在地表的土豆堆。

合作社成员以及收土豆的雇工以及我们在炕上挤着,东倒西歪地聊天,饱经尘世的婆姨讲到关键时刻又害羞了。换了我们来说,一说就奔主题,就冷场,弄得大家尴尬,城里人的语言赤裸无味,劳动而不得的日子里,不看电视,心里其实空空的,而且还惦记着明天,突然有人大白天唱起“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

但窑洞窗外,岭上没有映山红,腿努力找个被窝盖起,中午吃土豆炒饭,新鲜的土豆真好吃,只是不是蒙古土豆那种甜味,但有清香。

还好到中午,雪停了,暂时不会有那一年的惨事了,到处能听见立刻开始的滴答的水声,看来还不至于使秋收夭折,但还不能下地,要等天晴日晒一阵,让冰化成水,而水又蒸发,土豆肚子里的粉粉重新干燥了,明天大概能重新去地里捡。

入夜群星照耀,我们都在炕上睡,门前依然茂密常绿的大杨树透着紫色的星光,夜里起来解手时树冠像一大朵紫云当头垂下,不会是大熊星吧。

大家担心第一场雪是肮脏的。

清晨却完全恢复了之前秋天的模样,看不出下过雪,地上继续满是黄的红的落叶,远处是退耕还林之后返青的山……

我想起我有三年没有回陕北,三年前从延安向北,在黄土高原沿途都听得有人告诉我要退耕还林了,要退耕还林了,当时那点绿化看起来很寒酸,现在倒也都小有气候了,据说,天气也变好了,沙尘暴也减少了,水土的涵养也好多了。

到处也没有冰,看看附近的土豆地里,土豆堆上有没有冰面反射过来的光,但远远向群山望去,霜还是厚多了,荞麦田像有了大片白胡子,地上的落叶也都给晨霜勾上白边儿,浓霜布满了田野和屋顶。

一个接一个地出了席麻湾村委会的窑洞……目前雇工很难找,因为到处都在秋收农忙,许多进城打工的青壮年又没有回家,这几位还是从西面100多公里的定边县的郝滩请来的熟手——郝滩本来也是定边产土豆的地方(定边产土豆最好的地方,差不多与靖边齐名),今年秋土豆遭旱,没收成,因而老人和妇孺就偷闲出来揽几天工——他们比本地雇工贵一些,装一袋一块钱,每天每人收入50—60元——婆姨承担全体作饭的工作,因此每人每天多收入20元,老汉则努力多干,不想输给妇人——这些熟手能保证土豆的质量,对殷社长和本地土豆声誉至关重要,尽管他尚无品牌。

殷社长未介绍合作社其他成员给我认识,我本以为是因为忙,但接着发现,他似乎只想我采访他一人,大家是朋友,我想并非他企图掩盖什么,而是确信只有自己知道真实情况,或只有自己能说清楚。这一点他有点自负。而我就忍不住自己到处乱摸情况。

虽然社长提高了任务速度要求,雇工之手只能保持那个最高速,只是更少休息,农户家的小孩子也被叫来帮忙,若说是男娃,又那么好的刘海,细看又看不出男女了,大大小小的手刨起田边一个个土堆,有时刨着刨着突然有更密集的土豆团像一排又钝又圆的牙齿从坟墓内部咬出来,或是那个青年农妇实在不耐烦,上前一脚,造成一个塌方,扑簌簌,土豆如雨落下,滚来滚去,肚脐眼乱翻,搅乱阵势,但大家随即抖落满身干土,抖擞精神,依着新的阵势,继续刨,平地刨起三尺高的尘土。

装好的土豆分两类,橙色袋装个头较小的,作来年的种子,黄色装形状好个头大的,作食品。本地大面积种的紫花白,通常也只是山上种子和平地种子互相调换,基因并未充分改良,并未如内蒙古土豆与东北土豆杂交,而这样的本地种子用上两三年基因就会退化。

但自从印加时代,土豆算人类最能随心所欲控制和改变物性的作物,它基因的灵活变化不断满足人类无限的欲望。

本地一个搞土豆多年的个体户刘三说:陕北土豆品种缺乏外来交流,很闭塞,已赶不上甘肃了,更赶不上内蒙与东北杂交的,90年代他贩去的陕北紫花白谁都抢着要,他的名字也曾在武汉武太闸批发市场上响当当,现在这缺乏与外界交流的品种落伍了。

不过老殷说,这是席麻湾自己的事,他管不了。

而他的大本营在东坑的水田推广了农业厅的关系调拨来的脱毒良种(指的是化肥中的有害物质的去除),虽然也是本地品种,但比席麻湾农民土生的品种(讽刺的是席乡的土豆合作社却号称有着很多领先的项目在搞)好多了,暂时不存在基因落后的问题。目前他仍在享受他成熟的市场渠道——他牢靠的订单农业。

订单基础当然是土豆质量。通常收购队伍来时,农户早已将田里土豆集中摘下堆在田边,这节省了不少时间。但今天这片地沙质比较薄比较硬,也可能还是那个爱踢的农妇动作太粗太急躁,自己翻土豆时锄坏不少。于是趁大家觉得人手少,那农妇加入了土豆装袋的工作,但我发现,她在帮倒忙,将雇工扔掉的残次品,重新偷装回袋子。合作社社员反复制止她,但她仍一有机会就这么做。这争执就象太极推手,反反复复,彼此态度倒也温文尔雅。但最后的结果还是要保证质量。农妇偷偷放进去的被一一重新拣出来。

然后是关键的称斤两。一下来了好多老人背来好多好多大秤,还有好多小孩背来好多好多大秤砣,可以称100多斤呢,由合作社骨干选择采样一两袋,取个均数,这一家“93斤”,农妇激烈地争辩是96斤,双方一直在质检环节积蓄的矛盾就小小地爆发了,都扯住秤不放。这时殷社长走过去,看了看秤,看了看天色和远方,让了步,就按96斤算。

这里的旱田秋土豆,并不是特别好,大概亩产1500斤,今年收购价3毛4/斤。

但除了几个代办,席麻湾本地并没有老殷合作社的联系会员,因此这里绝大部分农户不能享受合作社成员3毛5/斤的优惠价。而且,本乡的合作社(刘社长)也并不能给本乡农民高于3毛4/斤的市场价,何况他们也销售不出去。

因此,席乡的农民并未在价格上受惠于老殷的合作社。

总的来说,靖边土豆亩产毛收入大概400多元。可农药化肥成本就占去了300元。但就是这么低的价格,陕北土豆还是缺乏竞争力,因没有铁路,运费高,机械化程度低,品牌还在起步,没有推广开来——甘肃同样好的土豆,才卖到2毛7/斤——看来本乡本镇的合作社对这大的价格是鞭长莫及了——只怕要有一个全国那么大的合作社,才能实现国家稳定农产品价格的目标吧……

等殷社长的队伍向前走之后,我稍微掉在后面听见本地人议论,说这样抽样称重的方法,可以使收购者占斤两的便宜,“其实大部分袋子都装了超过一百斤”,确实袋子按了又按,第一轮下来,以为满了,放个小孩在上面,又下去了一半,再装,再按……

这一点使得这个农民自己的合作社看来也还是有“公司加农户”的盘剥痕迹——但当时在野外很难证明这话的真实性。

这大概也是农民因为怕麻烦而放弃的利益,因为怕麻烦,农民不把这些付出当回事情,甚至不把自己的某些劳动当回事(比如浇水用的水费),那急噪的农妇最后也拉着破碎的土豆如释重负地回了家,远远冷看别家在收。

因老殷对质量要求的提高,今年席麻湾不能收为商品的土豆增加了,但未统计。不过,大量挑剩下的小土豆残次品,也没有淀粉厂来收完——本地有两个淀粉厂,一是席麻湾乡个体户搞的小淀粉厂(尽管刘社长称属于乡土豆合作社的一部分,并大力宣传),这个厂规模非常小,收小土豆的价格偏低——1毛7/斤,二是靖边城郊的田源食品厂(厂长是老殷的朋友,在收购土豆的环节上有协作),规模大多了,收购价为2毛3/斤。前者收购力量小,后者面对周边省份的小土豆源,也是应接不暇,没有工夫来这里收。农户也懒于自己用车拉出去,或者是因信息不灵。

人们抱怨最多的还是化肥价格,这也是老殷最初提到的产前因素,如果化肥这样高居不下,即使有合作社来解决卖难问题,靖边的农民明年就不会再种土豆了。

 

 

但自殷社长提高效率的命令下达后,那远远站着烤火的袖手旁观的一个人还在远远地烤火。我从昨天开始注意他很久了。

他总抄着手,在炕上也是,下地也是,他从不劳动,却喜欢发号施令指挥。大家却也喜欢围着他说笑,他也喜欢胡球乱说,是娱乐中心,而老殷似乎任由他调侃每个人。

他叫王志伟,33岁,是席麻湾村农民,他有双重身份——既是老刘的本乡土豆合作社的股东(自称入股3万元),又是老殷合作社的联系会员——老殷的代办。

老殷来这里的仓库都是王志味帮租的,老殷的队伍能住在村委会办公室窑洞也靠他,还有待卖的农户也是他联系的。老殷似乎很尊重他。

但王给我的印象很分裂,近看面容是一个没有发育好的人,也许某些方面未发育完全,人就会永远年轻——尖细的嗓音和孩子脸,如没有那些土和村民的气质,那完全是一张秀气的瓜子脸,甚至看来有些神秘血统,“是一个小回回生在孤儿院……”——这是婆姨的玩笑,其实他出身很好,爷爷是红军,和毛主席照大合影。

远看他举手投足却是成熟中年农民的姿态,或许还有狡猾的中年人的头脑,架着肩抽烟。手揣在口袋里,似乎在暖着自己的肚子和阴处,很有城府的样子,遇见可以申冤的人,又随时可以和盘托出诉苦的样子。米色西服很洁净。也喜欢吹牛。说过就忘。

他始终阴恻恻怂恿我离开队伍去看他们乡政府老刘的合作社,王自己在那里投了3万,却没有在老殷这里投,他还在观察,看哪一方有利,本乡有品牌,而老殷那里销售能力的确强大。

当老殷他们还在收土豆,我终于开小差跟王志伟去看了他想让我看的。我后来才知道,王志伟的手机在那天上午我访问他们合作社那关键的一小段时间里关了机,证明他其实是一个很精明的人。老殷找不到王志伟,但也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王志伟家比较有钱,也是土豆个体收购户(一般能投入6、7万元的规模倒卖土豆),夏天他如果去东坑老殷那边去收夏土豆,好酒好饭,还可赊土豆帐,他不仅有一个红军爷爷,还有一个做石油生意的哥哥,他长期进行个体土豆收购,本钱在6万左右,但2004年,他与本村5、6个人合伙凑了30万,光从武汉、长沙就发了200多车,一车30多吨,60000斤。但市场没销路赔了18万。“就因为没有品牌,而现在有了品牌,却有搞不出包装。”2004年,乡成立了土豆协会(也就是刘社长合作社的前身),他入了股,从此自己就很少倒土豆,“一般是卖掉一车才敢再收。”

我前面访过的本村个体户刘三在2004年,也参与了王志伟的合伙生意,再次亏本,后去新疆投机石油,但05年油井又收归国有,目前已不再从事土豆和石油行业,而是在靖边县城做小生意。刘三完全不知道有合作社这回事,也毫无兴趣了。

王志伟虽身为两个合作社成员,自己的土豆却还没有卖,他们家种了13口人的地,因为他的哥哥在外搞油,而村里四口油井有两口,本来也是他们家自己挖的,结果现在收归国营,不仅如此,油井的污水,渗透到周围的沙地里,污染了他一小片土豆地,并毒死了他全部的苹果树,他非常愤慨,整天骂骂咧咧的,把村长也不放在眼里。而村长则警惕我去了解油井的事。

他大部分没有污染的土豆还堆在地里,再冷下去,就更难收了,土豆都要冻粉了,“不怕,不要合作社,我自己也能卖。”但他又远远看了看地里的老婆,辛苦的样子,转口说:“实在不行,老殷最后帮我处理掉。”的确,今年这样的贱卖的光景,如果没有一个可靠的合同渠道,自己拉到市场,风险太大了。他仍然不劳动,13口人的地全部由老婆种,她的老婆要么在地里,要么在结婚照上,每天睡得很早,我从没有正面见过。王志伟仍在观望,到底最后加入那个合作社。

我愈加觉得他精明,他什么都想要,但听口气还是偏向自己乡的合作社一些,因为是本地人,都是亲戚,我还从他的口气里听出来,他的地域观念比老殷重多了,“各乡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听起来就像爱国主义一样狂热;二是因自己入了3万的股,3万块滚起来就是金融效应了,是投机。而且算了这多细帐,起码能看出,哪怕是薄利,倒卖土豆也比自己种土豆挣钱多了。

中午我和王志伟回村委会时老殷早已等在那里,一脸气愤,见到就说再也不接待了。我立刻明白了大概怎么回事。显然这两个合作社互相不待见,彼此排斥。我在路上预感到捅了漏子,空旷的乡村有一丝紧张。村里更静了,不知有什么在无声地被争夺。

“不要再说了。你走吧。”老殷跳下车,对我吼。而我说我是不知情,一面扛起一袋土豆。好家伙,这扛起来真起码有100多斤,显然他们还是称九十多还是占了些便宜。我头脑里想到这个,几乎忘了处境。

“住手。”他从我背上夺下土豆。“当心啊……但我还是不接待你了。”

我唯一能想到的是给省农业厅张处长拨电话,张处长又和老殷说半天。村委会院子里又来了许多人,据说是乡上的,知我来采访合作社。还有一两辆黑色轿车。但此后我再没贸然去问任何院子里那些陌生人。出于对老殷的友谊,我没有再去理乡上的人。

老殷放下电话似乎缓和许多,但仍未看我,却径朝仓库旁的村委院子里走去,和那些人寒暄,其中竟然还有我的熟人刘社长,我发现,老殷对其他人都冷淡,惟独对王志伟仍姑息,之前他也对王说过:“你也是能人,为何非要扶阿斗”,此刻我明白了,但也许整个系统就是阿斗——席乡政府与合作社空架子本身就是想进一步吃皇粮的阿斗。

无论如何,老殷还需志伟当代办,而志伟倒自己尖叫不停,有时生气地远远地看我,似乎在骂。我想我得罪了两边的人。包括乡领导,本来兴冲冲来接受我采访的。我再没有掺和到那人堆里。这里我太生疏了。我也再没有接近王志伟。此后我的采访也重新变成单一视野——继续跟老殷他们秋收。

众领导还在,我兀自搭老殷的雪佛兰重回土豆地。在路上没有说话,但下了地,他突然像打开话匣子,一股脑讲起土豆,哗啦哗啦地,像一个长期不上课的大学老师,将全部知识集中在最后一课上灌输给学生。

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差不多竟然正是刘社长给我讲的那些,我逐渐放松提问,他停下来:“我知你是工作,采访,要多问,可没必要找他们乡问这些事情,那些拿工资的人,我跟你说过,他们是假的,关于土豆的事情,关于合作社,我全知。整个靖边,可以说就我这个土豆合作社在运转。”

“夏天他们去我那收土豆,我免费供吃住。秋天我来这里,名义请我来,其实问也不问,还收我钱。我想不通。”说到这里,这个壮汉突然蹲下,像被婆婆妈妈鸡零狗碎的琐事吞噬了的人,他虽走南闯北跑中央,此刻还像一个很弱小很计较的穷汉。“始终是人家地方。收土豆辛苦啊。”

“来这里收土豆对你有压力吗?”

“没压力。但土豆在地里,还得解决农户卖难。”

按他的性格,亏本的事不会干。前面提过,今年台面利润几乎没有,7毛的最高价,5毛的最低价。我又想到田地里计算斤两的事。可惜这次我没有看到他的市场,他告诉我并没有大公司包销他的土豆,但都是稳固的定单。

“总得有人搞秋收,土地无法连成片,得靠活人连起它们,不是合作社来,就是大公司来。”

在成为理想的合作社之前,这个合作社也仍是一个公司,我记得来时,陕西省农业厅的张处长告诉我有一类农民领袖是利益驱动的,有一类是心怀济世之心,有一类,二者兼有。

边区的乡村仍没有如一些南方、东部沿海以及中原的富裕村落,通过村组织的集体产业,按村分红(更多村落的模式则是,则是大企业和村委以及上级政府瓜分了农民的集体利益)——但甚至这样的富裕村,由于私权力没有制衡,许多也已逐渐蜕变回去,重新变成家族的小王国。

华西村——本村以及外来的工人,小康的代价是被雇佣,股份其实是押金,财产和人身被禁锢在村中的厂里,像奴隶。合作社则是进退自由,没有雇佣,退股自由。这也意味着人本身的自由。

但同理,同样以富农能人开头的农业合作社内部,仅仅通过目前有限的分红机制,如何将民主与权益摊给他人、摆脱乡村家天下的老路?这次集体化究竟能带来什么?

抑或合作社的建立更多出于宏观目的——有利于农产品市场的稳定,利于价格体系的建立,微观而言——对普通村民而言,自由市场、雇佣农户的家族垄断、公私合营以及非雇佣关系的民主合作社,都仍然只是公司,个人自由的价值微不足道,公家也不需要它真正完成。

“……今日也没啥大矛盾吧,跟这里的人,还算平和啊,越远离城市,地总还归农民种,所以我要来看看,地方那么大,谁也还遇不着谁,这空空的地方,多自由,那么远,互相看都不看不见,我见过更黑暗的地方……”——我继续糊里糊涂说出这么一番寻求和解的蠢话。站在风里等他起来。而他大概也明白了我对这里“黑暗”的无知。

下午的时间过得飞快,我们是继续走,再没有谈这场小小的风波,这个村子没有明显的地标,可能是已经出了席麻湾村了,不知道走到哪里了,翻过了好几座黄土山,已经听不见那鬼怪一般的采油声,刨过多少土堆,游说多少农户重开地窖,趁现在卖掉,不要等来年,山上的沙地的土豆更好,农户的镐挖土豆的时候也是软软的,损坏的土豆比山坳的硬地里的少多了,让人心情愉快一些,走起来也更厚更绵长如海边。

傍晚的斜阳穿透了一切,使地窖里也充满了阳光,断了的茎和根也有了长长的影子,凹坑里是暖和的橙色的沙子。我不在的时候,五个雇工又多收了许多袋,已经超过了300袋。

“快到延安地界了。”——干满8天之后的傍晚,雇工中的老头——58岁的高全才似乎才终于停下手来,歇口气,他在夕阳里缓慢地站起来,但还不止于此,他那几乎弯曲为90度的背似乎也在尽力伸直,像是劳动者在伸懒腰,我几乎听到骨头在风里响,一个驼背忘乎所以的时候,看着让人揪心啊。

高全才昨天夜里,在炕上侧躺在我身边时说过,他的驼背蜷缩着侧睡就占去了一个半人的面积:人要不停劳动,才能得到他人的尊敬。他以前几乎当上了大队干部,现在是在帮人拾土豆,就是不想让年轻人嘲笑他。老高经常在老殷他们商量买卖时插嘴,他的意见令人意外地受到老殷他们的尊重。“没啥,许多老红军最后也是拣土豆。”他带点晋剧腔调,“还有三千美娇娘……”

在场的婆姨们笑了,她们包括:叶姐(她算包工头,组织这些人出来打工,听她说这样组织这个年纪的女人离村去挣钱,非常不好意思,就好象是组织出来做什么不好的事情),李姐,张姐,长辫子郭姐。她们特喜欢给人做媒。上工之前总是拼命抹油,劳动回来总是拼命洗出一张张黑红的脸。

在场的老板们也笑了,这些人还包括老殷合作社的骨干:乔五,白三,以及总是夹着装有几万现金的公文包、远远走在田野里的大红。他们对老殷言听计从,管钱的大红尤其不发表任何意见。

但头一场雪后,老高他们几个人已经萌生去意,想家了,家里虽然遭旱灾,秋收没什么可收,但很多年底的家务事提前了,他们这么说:最多还干四五天。头一场雪虽然没有继续下,但牵动了人心。

傍晚大风又开始刮,是北风,还好不是雪,而是沙漠,我和老殷仍在交谈,双方是矜持的人,嘴巴都不张得很开,没有大笑过,但不知不觉,毛乌素沙漠就进了口里。我们恢复了友谊。天快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下了地,包括老殷,包括我。所有的人都融入到土里。

天黑老殷突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说隔壁仓库那个个体户空车皮拉来了,可大雪之后,上冻加剧了,他的土豆又不是精选过,他就不敢往外发了,求老殷帮他们发,他认输了;另一个是:村委已将大门锁了,卷了大家的铺盖行李,送将过来,说是村里要用,要他们搬家,这是我制造的结果,乡上恼了,虽还指着他们这些外来者收土豆,但毕竟也还是要显示权威。这后一个电话也让大家顿觉寒意。

“不妨,”老殷好象能算,“我看今天也就住山上,现也收出了席麻湾村地皮了,是大路渠村了,我早知会如此,已问好,这块地的农户的哥哥搬到延安了,空着两排炕。我买了一头羊,老高,你们几个,也别忙返家了,今天记者也在,我们提前过个年,收土豆没众位不行,算帮我到底吧。”

土豆地里的篝火映红了众人的脸。

秋收——陕西靖边农民土豆合作社的故事 - 《锦绣》杂志  - 《锦绣》杂志 

(图文版权所有,转载注明出处:《锦绣》杂志2010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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