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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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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迷城中的琥珀  

2010-04-26 10:32:43|  分类: 江南制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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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迷城中的琥珀 - 《锦绣》杂志  - 《锦绣》杂志

在杭州,雕版印刷的兴盛,形成连锁反应。书坊、书肆兴起,书市形成,藏书楼林立,城市格局被改变;“商业溢出城市”,商人们不断开创新的经营模式,开始影响文学和政治,并不断翻新着将城市的意象,将城市的声名传播到更远的地方。雕版印刷的千年浮沉,构成了我们理解杭州的一条潜在的线索。

 

撰文:张泉   摄影:卢恒

帘外满是洛阳的深秋,日光里夹杂着来自塞外的细微沙尘。司马光终于可以停笔,风翻动案上笨重的长卷,一千三百年从他指间划过如同流沙。他突然觉得,人生随时都可以结束了。他已经习惯了寂寞著书的日子,要打破一个延续十九年的习惯,实在有些困难,尤其对一位身处暮年的老人而言。司马光的忧虑不会持续太久,《资治通鉴》定稿之日,司马光也将不久于人世。

两年后,这部长达294卷的巨著才被校订完毕,快马送往杭州。当时京都汴梁也是天下的印书中心,然而,帝王最终还是选择了杭州。

杭州的雕版印刷起步很晚,却后来居上。唐末五代,杭州才出现雕版印刷技术,当时吴越王钱俶崇佛,刻印了大量佛经。等到乱世结束之时,杭州的雕版印刷术已经日臻成熟。

杭州的雕版,字体方整挺拔,刀法娴熟,笔画转折处自然流畅,不露刀痕,忠实于字体的本色。这种明朗的风格为士人所追捧,时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说:“今天下印书,杭州为上”,杭州迅速成为天下印书的中心。

多年以来,朝廷送往杭州的不仅有《资治通鉴》,事实上,杭州承担着几乎所有史书典籍和重要医书的雕版印刷工作,这些书籍不允许有丝毫偏差。

此时,对整个北方地区而言,杭州仍是一个神秘的所在。旅行者不论第几次抵达杭州,仍然无法掩饰脸上惊讶的表情。时人更言之确凿地声称,金海陵王之所以弑兄篡位,决意起兵南下,全因为柳永的一句称赏杭州的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如同那些孱弱的佳人,需要用想象去征服。

不过,此时让杭州闻名天下的,已不再仅仅是西子湖畔的美景,或者书生们关于苏小小的梦境。如果北方人在这个时代南下,从涌金门进入杭州城,必会陷入人潮中不能脱身。从涌金门直到镇海楼的街上,商铺林立,倘若打算趁此机会捎一些杭州的龙井或者丝帛,则难免会失望。摊位上摆的都是书,最新的刻本,墨香犹存。这些曾经只能在士大夫间传阅的手抄的神秘典籍,已经藉由雕版印刷,进入民间,从单纯的赏鉴功能,迸发出商业价值。而雕版印刷的兴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改变了杭州城的格局。

在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没有谁敢宣称自己真的了解杭州。如果上面这位旅行者凑巧在几个月后回到杭州,打算循着记忆在城中故地重游,则难免会迷路。

当时的杭州城中,书市不仅一处,而且会随着节令的变化而流动。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描述了当时书市的繁盛,“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变幻莫测的书市几乎将杭州修筑成一座流动的迷宫。

“元祜本”的《资治通鉴》在这座迷城放了七年,才终于完成漫长的雕版、印刷。金銮殿上的帝王捧读这些“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故事时,并不知道,一切劝谏已为时太晚,几十年后,金兵就将兵临城下,王朝的未来将像一枚飘摇的指南针,牢牢地定格在这些典籍的来处——帝国南方遥远的杭州。

书商陈起被捕下狱的消息,一日之内便传遍杭州。

同时获罪的还有诗人刘克庄、敖陶孙和曾极,起因都在于陈起所印的一本诗集——《江湖集》。

陈起是个精明的商人,却又总想以文人自居。

早在元祜四年(1089年),陈起就曾被苏轼告过一状。当时,他看准刻书会带来高额利润,便雇佣了几个工人,刻出《夹注华严经》的版,私自印刷,大量运往高丽倾销。时任杭州知府苏轼不得不递交《论高丽进奏状》,要求朝廷严令禁止这种文化的外销。

然而,一两个小挫折无法阻止陈起的财富梦,他通过不懈的印书,找到了自己的生财之道,还在文人中暴得大名。他刊刻了许多中晚唐诗人的诗集,与当时的诗风一拍即合。靠雕版印书发迹之后,他还颇有些文坛孟尝君的意味,他的身边聚集了一批无心仕途的穷酸文人,在他的书肆里,买书可以赊帐,可以借书,甚至,他还会主动送书。陈起因此成为诗人们的福星,他也由此跻身文坛。陈起编了一本《南宋六十家小集》,所选六十位诗人中,有十八位和他有过唱和。他还征集了大量浙江、福建一带的流浪诗人的作品,刻成《江湖集》,刘克庄、戴复古、刘过、姜夔、敖陶孙和大量无名诗人,共同构成了“江湖诗派”,领袖文坛。“江湖诗派”的成名方式与前代都不同,印刷业的发达使文学界形成了新的游戏规则。而以一名书商的身份影响文坛,陈起是第一人。

《江湖集》的畅销却酿成大祸。谏官李知孝与曾极有宿怨,翻阅诗集,恰好看到曾极的《春诗》中有“九十日春晴日少,一千年事乱时多”,无独有偶,刘克庄的《黄巢战场》又有“未必朱山能跋扈,只缘郑王欠经纶”,李知孝断言,这都是江湖诗人对朝廷不满的“证据”。更致命的“证据”隐藏在刘子翚的《汴京纪事》中,陈起将原诗“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改成“秋雨梧桐皇子宅,春风杨柳相公桥”,这个明显更庸俗的改动,似乎是为了迎合时代的奢靡浮华之风,却惹来非议。李知孝认为,“相公”影射权相史弥远,“皇子”明显是指被史弥远阴谋废黜的太子赵竑。史弥远震怒之下,不仅请旨将刘克庄、曾极、敖陶孙、周之璞、赵师秀等人下大理狱,将陈起流徙三千里,销毁雕版,甚至矫旨,禁止士大夫作诗。

史弥远死后,“江湖诗祸”才得以平反。陈起回到杭州后,变本加厉地刊刻了《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中兴江湖集》和《中兴群公吟稿》。陈起的命运浮沉成为云集于杭州的文人们的一个缩影,因为雕版印刷的盛行,大量宋词、话本才得以广泛流传,许多诗人因此被铭记,杭州不再仅仅是达官贵人的乐园,也收容了大批流浪诗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中心。

被销毁的雕版,被流放的陈起,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技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前人早就看得很清楚。在先秦经典《考工记》中,佚名的作者在开篇并没有先鼓吹技艺的意义,而是率先理清了工艺的生产链上,各方的职责与关系:“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构成天下的格局,评判工艺优劣的标准,不仅在于技艺本身的高下,更在于它是否能均衡这些人际关系。处理得当,这项技艺就会成为时代的翘楚,处理不好,它就可能面临覆灭的命运。

利玛窦一度非常关注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大约是为了印刷《圣经》以便传教,他对这项手工技艺赞叹不已:“他们的印刷比我们的历史悠久,因为在五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印刷术……印一本中国书比一西方书的费用较低。中国人的办法还有一个优点,即木版常是完整的,何时想印就印;三四年后,也能随便修改;改一个字易如反掌,改几行字也不甚难,只需把木版加以裁接。”

在利玛窦的时代,杭州的雕版印刷业达到了巅峰,吊诡的是,巅峰脚下即是悬崖,这项技艺似乎也已无路可走。尽管元朝时,王祯曾发明出转轮排字架和转轮排字法,将机械化引入印刷业,使印刷效率大大提高,然而,三百年过去了,印刷业的中心杭州和苏州,却一道漠视了这一成果,固执地恪守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

中国人信仰双手胜过信仰机器。“子不语怪力乱神”,或许,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机器与怪力乱神竟有些许相仿,只有通过双手摩挲出来的东西,才是真实可信的。而在技艺传承方面,中国人更热衷口口相传而不是记录在册,他们把技艺当成祖辈的隐秘而不是冰冷的数据。这种习惯使中国在面对现代化时始终忐忑不安。

尽管作为技艺的雕版印刷已没有突破的余地,然而,作为商业的雕版印刷,却在明朝的杭州如日中天。印书作坊和书肆充斥在杭州城中,早已超出居民的需求。书商们转而开拓新的经营渠道,“扁舟轻棹,往来吴越”。通过水路,书船向北经大运河直入嘉兴、湖州以至苏州,向南穿越钱塘江,通过浙东运河直下宁波、绍兴,来自杭州的墨香一路铺满江南的水巷。美国汉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把城市商业的这种井喷之势,喻为“商业溢出了城市”,诚然,关于杭州的想象以更加凛冽的速度沿着河道向整个帝国蔓延。

《湖录》描述了这出奇妙的场景:“书船出乌程织里及郑港、淡港诸村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末座,号为书客,问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江南地区以这种诗意的方式串联起来,杭州城被赋予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财富大量积累之后,城市格局和风貌或许应该发生些大变动。然而,终明清两朝,杭州都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升级。它固执地停泊在那些古老的城市意象里。

杭州时钟的停摆,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城市建设的态度。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曾颇为迷惑地发问,为什么“从来没有一座大城,曾像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支配罗马各个时期的历史那样单独支配过中国的文明,也没有一座大城,像巴黎与伦敦代表英法两国文明那样单独代表国中国的文明”。在杭州,也是如此。

明清两朝,杭州城内外变化最大的,或许只有天际线。为了安放那些不断刻印出来的善本图书,士绅们在私家园林之上,建造起大片的藏书楼,赵谷林、赵意林兄弟的小山堂,吴焯的瓶花斋,丁丙、丁申兄弟的八千卷楼,都名满天下。在《两浙藏书家史略》中,吴晗辑录了明清两代的藏书家,仅杭州籍的藏书家就有105位,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如果算上杭州腹地的藏书家,这个比例将更加惊人。

然而,士绅们只希望在杭州安放园林和藏书楼,除此之外,对于这座城市似乎别无所求。或许这种心态正应了牟复礼的判断:“中国人从没有感到要创建一座能表达和体现他们的城市理想的大城市的冲动。”杭州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乡村式的人性化的闲适,而放弃了城市的性格,毕竟,过于鲜明的城市性格势必将造成难以弥合的疏离感。

驻守杭州的外国税务司,每年提交海关报告给本国皇帝时,都写得气急败坏:“这一工业之发展比原先所盼望之目标低……杭州企业、实业界本身过于保守,对体制结构等总是抱残守缺也。”因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二十余年间,这些海关报告的数据几乎都大同小异,新办的工厂极少,获利没有增长的空间,杭州的现代工业执拗地徘徊不前。

一直被杭州引以为傲的雕版印刷术,更不例外。勤奋的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和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曾先后改良过中国的印刷术,然而,傲慢的中国人依然对此视而不见。

1864年,左宗棠为了发展洋务,与西方人在海上争锋,制造过一艘小轮船。他无法把这艘轮船堂而皇之地开到公海上,就在西湖里做了个实验,“试之西湖,行驶不速”。然而,左宗棠也自然知道,枪炮与玫瑰,怎能安然相处?从此以后,杭州便又与近代工业化绝缘了。

此后,西方的现代印刷技术渗透进中国,传教士们借助军队之利,运来大量新式的印刷器械,在上海、北京、广州、青岛、长沙、长春等地建立起现代印刷机构,然而,在这轮印刷业的重新洗牌中,杭州几乎是旁观者。

直到1892年,杭州才建起第一家蒸汽石印厂,30多名雇工,守着一台神秘的小型发动机。这家工厂也没能在杭州城中引起轰动,书商们不相信它能和流传千年的雕版印刷一争高下。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书籍尤其是报刊尽管数量激增,然而,版面始终维持着简单粗糙的样式,并不在意色彩的多寡。

然而,当石印的色彩从三色逐渐增加,直至清晰地呈现各种颜色,更为复杂的构图,当广告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的街头,人们才意识到这座工厂的价值。石印直接颠覆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尽管起版的造价远高于雕版,但印数一旦增大,效率将成倍增加,成本则将成倍缩减。

窘境在同时出现了,新式的印刷业一旦获得认同,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旧有的传统雕版印刷术就被弃如糟粕,直至濒临失传。杭州苦苦抵挡外来的洪水半个世纪,闸口一朝打开,却万劫不复。

民国时的杭州,将印刷业中心的地位拱手让给上海和北京,仍然有人可以依靠雕版印刷的书籍获利,却是几百年前的旧书。大家族的崩溃,使大量古老的善本藏书流失到市面上,王绶珊、朱遂翔就由收售旧书而成为富豪。然而,此时的书业繁华已是逝水余波。按照刘易斯·芒福德对城市的定义:“城市是时间的产物。城市是模型。人们的一生在这些模型中冷却和凝结,以艺术的方式赋予某些瞬间以永久的形体。”千年以降,技艺、人与城市,维系着这种微妙的关联。雕版印刷曾赋予杭州无数个璀璨的瞬间,只不过,那些显赫的往事都已冷却,那些伟大的名字也已凝固如同琥珀——固然,也惟有此刻,我们才能意识到那些逝去瞬间真正的涵义。

(更多有关“江南制造”内容,见《锦绣》杂志2010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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