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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杂志

国家商业地理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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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十三行  

2010-04-09 17:53:00|  分类: 传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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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十三行行商是粤商中最活跃的群体,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粤商。十三行文化中的国际视野,正是粤商精神的核心和精髓。

 

撰文:刘君

莫名大火

1840年,是近代中国劫难的起点。相对于隆隆的炮火,珠江边上一个繁华商埠的消失可能会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它就像一个象征式的符号,预演了晚清帝国大厦的崩塌。

这年的9月18日,一场大火将繁华的十三行烧得干干净净。一个叫汪鼎的文人亲眼目睹了这场劫难,并将这件事记在《雨韭盒笔记》中:“烧粤省十三行七昼夜,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火息结成一条,牢不可破。”

火焰于午夜在太平门外蔓延,起初势头很小,谁也没有在意那一两声惊叫。久居的商人都知道一句俗话,火烧旺地,乾隆年间不就有过一场大火吗?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知惊呼声越来越大,夹杂着叫骂与哭喊,充斥了整条街道。梦中人起身为时已晚,只好惊恐地望着火蛇慢慢逼近。它肆虐了七天七夜,“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约计值银四千余万两。”(钱泳《履园丛话》)

愤怒接着叹息,但谁也不知道大火从何而起。身着官服的人姗姗而来,懒洋洋地找了几个目击者录下口供,定为天灾人祸,要找最初失事的人家问罪。那围观的人群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不识时务的乞丐们成了替罪羊,他们也乐得被抓,一边傻笑一边用手指着珠江:你们看呐,洋人的舰船就在那边,火说不定就是他们派人放的咧。 

诗与画像

记下火烧十三行的汪鼎祖籍江阴,在广东以幕僚为生,间或编纂本朝轶闻,“所治事不可胜纪”。但倘若不是十三行那场火灾,他恐怕早就被历史遗忘。由此上溯两百年,另有一人与十三行颇有渊源——如果说汪鼎记下了衰落的终曲,他则见证了“天子南库”最初的繁华。

此人便是明朝遗老、“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明亡之后,屈大均和《甲行日注》作者叶绍袁一样削发为僧,但从未放弃反清复明的努力。康熙朝文修武治,大势已不可逆转,屈大均转而著述。他留下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笔记《广东新语》,举凡山川形势、史实传说、物产民俗等无不收纳其中。他痛恨清廷,却又不得不承认当时岭南的繁荣。书中有一首《广州竹枝词》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五大洲的商人以哥伦布探索新大陆的激情扬帆而至,睁大的眼睛中流溢出黄金的光泽,船上飘扬的番号表明了他们各自的身份。无数船只如过江之鲫,纷纷涌向黄埔村码头,再以小船卸下颜料、药料、棉布、皮毛以及水晶和玛瑙等贵重物品,又装满上好的茶叶、一箱箱工艺精美的瓷器、一捆捆纹理细腻的丝绸,这些船离去时吃水更深,满心餍足地返回遥远的故乡。

沿江街道两旁是鳞次节比的商铺。吆喝声此起彼伏,无数伙计肩挑手扛,往返于江边的商船与仓库之间。装饰气派的商行内,梳着大辫子的老帐房在柜台后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而戴着红顶帽的行商白天会见异国客人,晚上小心翼翼地清查库房,吩咐下人盯紧下一批的货物—它们有些产自广州,更多的从苏杭或福建运来,无数的货船和马车正日夜兼程地奔赴十三行。

谁也没有注意街角的那些穷画工,他们受过正统的教育,却又在失意于科举,在汹涌的商业大潮中被讥嘲为百无一用。有些人不服气,就拿起画笔,描绘耕种、养蚕、植棉等中国式生产场景,也临摹这江上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致,卖给好奇的洋人。所得虽然未必有船工们丰厚,但自可保衣食无忧。这些聪明的画工,用国画的工笔画法结合欧洲方兴未艾的洛可可风格,创作出饶有兴味的油画与水粉画。画作水准参差不齐,有的带有17世纪荷兰的味道,有的趋向于意大利风格,更多的带着浓郁的英格兰风情。后来的人们给了这些作品一个颇耐寻味的名字:“外销画”。

外国的画师们也来了,有名可考的是英国人钱纳利和法国人波塞尔,他们在本国的处境并不比清帝国的同行好多少,于是在19世纪初期来到这片传说中的“黄金地”试试运气。他们迅速被眼前的素材所征服:丰饶的帝国商品,举世无双的贸易市集,雍容而精明的商人,以及他们华贵典雅的岭南庭院……不少画家将艺术事业押在这里,等待着归去时的声名鹊起。他们如痴如醉地描绘眼前的景象,似乎怕它瞬间消失。而勤奋的中国画工为了更好地揣摩西人的口味,也纷纷仿效他们的笔法。一时间,十三行诞生了三十家画馆。

中西的画师们一起创造了“外销画”这门艺术,如果说它们也是商品,那应该贴上“十三行”的标签。这些热销一时,甚至在路易十四的宫廷也可见到的画卷,在摄影尚未流行之前,精笔勾勒出了十三行的风华。在诸多遗迹毁于大火之后,它们与屈大均的那首诗一样,成为稀有的历史证物。遗憾的是,如今人们已很难在国内寻到这门中西合璧艺术的踪影。 

行商秘史

该轮到主角们登场了。他们是特定时代催生出的族群,身份成谜:百姓看来,他们是日进斗金的富商巨贾,控制着与洋人的所有买卖,头戴花翎,俨然一方父母;对皇帝而言,他们又不过是“天子南库”的管家,又身兼非正统的“使节”或者叫传话人,天朝的规矩要告诉给洋人们,洋商有哪些需求也得如实禀报;和他们打交道的洋商对他们又喜爱又憎恨,喜爱确实因为这些人知礼守信,恨意则是由利益驱使出来,为何做生意非要经过这些家伙一手呢?

这群人事事低调谨慎,不时捐输加固头顶的官帽,八面玲珑地垄断海上贸易。微笑堆在脸上,苦水压在心里。他们有些来自福建,有的生在广东本省。因“身家殷实,居心公正”,或主动请缨或被官府征召,不管如何,既然奉天子之命入了这一行,也只好安安稳稳地做到死。

官府设定并不断完善的行政命令将这群人凝聚在十三行,结合成庞大的商业资本集团。一是“总商制”,总理洋行事务,率领众商人与外商进行垄断贸易;二是“承保税饷”,制定商品的价格,并向粤海关保证交纳进出口关税;三是“保税制度”,统一缴纳税款,并解决财务纠纷,一旦有一商户拖欠洋商款项或经营不善倒闭,全体行商须出资抵偿债务。清政府的三条制度如三条绳子,将这群表面风光的行商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在粤海关前立起背负巨石的东方西西弗群像。

从康熙到道光,多家行商在十三行开设门户。流传下来最富盛名的商行有:同文(孚)行、怡和行、广利行与丽泉行等几家。贪污成习的时代,不少实力不济的行商因为不堪政府的盘剥而破产,而破产行商的欠饷、欠债又成为其他行商的重大负担,尤其是总商,责任重大。故而同文行的潘家有句家训:“宁做一条狗,不做行商首。”清廷压榨与保商制度双管齐下,行商们的命运轨迹起伏曲折。广利行创始人卢观恒提供了一则典型的案例。

卢观恒,广东顺德人,出身寒微,自小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不惑之年仍未有妻室,他不得已来到广州以帮人看店铺,因为成功为外商卖出挤压的货物而声名大噪。许多外商都愿意将货物交给他代售。乾隆五十二年,东印度公司与卢观恒签署了大额的棉花与茶叶交易。加上与万和行商蔡世文(文官)私交甚笃,卢观恒很快获得海关签发的行商执照,开设广利行,人称茂官。

广利行的生意如日中天,1797年跃居所有行商的第二位。1808年,他做着整个十三行四成毛织品的生意,武夷茶600大箱,其余茶叶一万八千余箱。卢观恒与怡和行的伍秉鉴一起,共同担任十三行的首席行商。

和其他行商一样,卢观恒的顶戴纱翎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装饰品,在政府的盘剥前毫无作用。以河工、军饷为名的捐输多如牛毛,加上强制的分摊商欠,渐渐让卢观恒渐渐陷入泥潭。嘉庆年间南河漫口,广利行等被迫为筑坝工程捐输六十多万两白银;位居行商第三位的尔益行石中和破产,广利行承担其两期债务多达三万九千余两,类似的债务每年都会产生。

“海王星号事件”成为卢观恒的滑铁卢。此事发生在嘉庆十二年(1807)正月,英国“海王星号”商船的水手在岸上滋事,被当地民众群殴。晚上,英国水手们烧毁了关卡,打死一名百姓。作为该艘商船的保商,卢观恒最初以为平安无事,但知道一名海关官员也受到重伤时,才意识到厄运正在降临。果不其然,一周之后,卢观恒被南海县衙羁押,受尽酷刑。除非英国人将罪犯交出,否则不准保释。卢观恒愿意出赏银两万捉拿凶手。最终英国委员会与行商们达成协议,将52名水手交出受审,结果认定西恩嫌疑最大,被官府监禁在澳门商馆。奄奄一息的卢观恒才得已出狱。由于上下打点,卢观恒的家产几乎被耗尽,一时变得十分拮据。这次劫难之后,卢观恒曾多次提出退出行商,但到死都未获得许可。他的儿子也一直经营广利行到公行解散为止。

与其他行商相比,卢观恒已经算非常幸运。比如当初引荐卢观恒的蔡世文,最终就不堪压榨与债务的压力而跳楼自杀。但忍辱负重并非行商们生活的全部,他们同样也享受了金钱带来的奢侈生活,同文行潘家留下的豪华宅邸揭示了行商们令人艳羡的另一面。

潘家大院

“他们自己的住宅,我们曾去过几处,规模宏伟,有布局奇巧的花园,引水为湖,叠石为山,溪上架桥,圆石铺路,游鱼飞鸟,奇花异卉,千姿百态,穷其幽胜。”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如此写道。亨特于19世纪末跟随商船来到广州,十分幸运地参观了行商们的住宅。尤其是潘庭官美丽的“私人宫殿”让他大为惊叹,“得到许可到潘庭官在泮塘的美丽住宅去游玩和野餐是一种宠遇。”他并非画师,却用妙笔勾勒出了潘家大院的极致景观: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地方。这里到处分布着美丽的古树,有各种各样的花卉果树……碎石铺就的道路,大块石头砌成的岩洞上边盖着亭子,花岗石砌成的小桥跨过一个个小湖和一道道流水,其间还有鹿、孔雀、颧鸟,以及羽毛很美丽的鸳鸯,这些都使园林更添魅力。”

“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广阔的花园,种着极稀有的花卉。住房的套间很大,地板是大理石的。房子里也装饰着大理石的圆柱,或是镶嵌着珍珠母、金、银和宝石的檀木圆柱。极高大的镜子,名贵的木料做成的家具漆着日本油漆,天鹅绒或丝质的地毯装点着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镶着宝石的枝形吊灯从天花板上垂下来。整个建筑群包括三十多组建筑物,相互之间以走廊相接,走廊都有圆柱和大理石铺的地面……这花园和房子可以容纳一个军的人。”

亨特的描述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狂热,但他并非夸大其辞。他听说潘庭官财产超过1亿法郎,他有50个妻子和80个童仆,还不算三十多名花匠和杂役等。这些说法至今仍为老广州们津津乐道。 

第一行商

潘家宅院众多,如今只有海珠区南华西街的大院保留完好,这是潘正炜于19世纪20年代修建的住宅,东相反采用中式的屋架,安装了西方天花吊顶,内部瓦片层叠而上,又具有典型的岭南特色。由于后人无数,而且大多在海外,所以委托给房产局管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幸运地找到了潘振承第八代后人潘刚儿。

潘刚儿如今已从华南理工大学退休,居住在距离昔日的十三行只有几里之遥的三层青砖小楼内。登上狭长的楼梯,我们在下午的光线中聆听他讲述先祖的事迹。他表情平和,容貌与潘启官二世极为相似。他拿出珍藏的照片,为我们讲述昔日第一行商的家族故事。

潘振承出生在福建漳州的贫困农民家庭,家无斗米。14岁潘振承就当了船工,多次随船去吕宋经商。到20岁左右还是很潦倒,与兄长共享一条被子。但是多年飘洋过海丰富了他的阅历,增长了见识,也锻炼了从事外贸的基本素质。他后来到广州跟随一个陈姓洋行做帮工,因为忠诚和敬业而被器重。雇主离去之时,他依然靠自己的努力支撑着洋行。到最后,他想念家乡的文圃山,商号才更名为同文行。由于经营得法,后来成为十三行行商首领。

与其他行商一样,同文行成功的秘诀也在于诚信经营,创立名牌,以质取胜。在国际市场上,同文行卖的茶叶被公认为品质最好,虽然价格有点贵,但还是很抢手。同时,同文行也形成了茶叶生产、加工、收购、运输、包装、销售以及售后这样一个生产贸易链条,在武夷山建立了茶叶种植和加工基地,保证茶质稳定,降低成本。武夷茶比较适应西方人口味,后来取代生丝成为最大宗出口商品。潘振承还投资建立了海上交通运输网,有自己的船队,但主要往来东南亚一带。因为政府限制,船队无法远航欧洲,这妨碍了他的航海事业。

谈到先人的成就,潘刚儿颇为自豪:“其实潘振承成就远不是贸易那么简单,他是有着典型岭南风格的敢于开拓创新的商人。冒着对外勾结的危险,曾参与了瑞典商人在西班牙卡迪斯港口的国际三角贸易。当18世纪60年代东印度公司在广州使用汇票时,他发现了它节奏快效率高的优点,用到同文行的国际贸易金融运作上,成为中国使用汇票的第一人。”

风雨飘摇的年代,许多行商因为经营不善倒闭,甚至被逼自杀,这些悲剧在潘家都没有发生,同文(孚)行是十三行行商中经营最久一家。潘刚儿认为这归因于潘家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潘启官几代都善于和不同的人处理关系。潘启官几代经营谨慎,懂得见好就收。在19世纪初许多商行经营不善时,潘有度就曾经用10万两白银退出十三行,避免被波及。而且曾经有技巧地和海关监督对抗,维护了自身和其他行商的权益。对交易对象和商品的选择也很谨慎,大胆但又不做冒险的事。家族繁衍到现在,还有赖于重视学问的家训。十三行倒闭之后,潘家顺利转型,后人大多都从事文化行业。”以潘刚儿为例,他一直在华南理工大学教书,平日深入简出,埋首书卷,对于经商早已陌生了。

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家族历史进行梳理,他在《同文(孚)行》一书中以大历史的眼光如是总结十三行聚集的商业群体:“广东十三行行商是粤商中最活跃的群体,最能代表这一时期的粤商。他们是海商,18世纪是十三行粤商经营商业的黄金时代,当时西方国家已先后通过工业革命,新航线开辟,新的世界市场正在迅速发展。时代背景和广州独特的地理优势,让粤商成为最具有资本观念并取得瞩目成就的商帮。十三行文化中的国际视野,正是粤商精神的核心和精髓。十三行首领潘振承以及他长期做外贸业的子孙,都是粤商的代表人物。”

今天看来,这些行商尽管受诸多束缚,他们还是大大拓展了中国对外贸易的版图。除了明代已有的印度洋、南洋、日本、欧洲和拉丁美洲航线以外,还开辟了三条新航线:北美—广州航线,俄罗斯—广州航线,澳洲—广州航线。

新旧航线交织出前所未有的“海上丝绸之路”,庞大而封闭的中国市场全方位地暴露在世界面前。一时千帆竞逐,带着炮火和侵吞的敌意,向着南中国港口进发。他们要深入腹地,给垂老的帝国最后的一击。

两次战争之后,清廷再也无力阻止鸦片的倾销,十三行形同虚设。昔日的商业望族带着对炮火的恐惧,纷纷迁徙到其他沿海城市再续传奇——这群商人似乎始终离不开海洋。

1856年和1858年,英法联军两次纵火烧毁十三行,之后强租沙面。此时中国的茶、瓷器和丝绸出口数量锐减,鸦片输入逐渐增多。粤海关税务司的报告显示,1860年之后,中国海外贸易的天枰彻底倾斜了。

朝花夕拾

有时候,如果风向对头,而珠江之夜又勾起了人们的记忆,你几乎可以听到广东英语的吆喝、启航或归航的汽笛、各国商船在日光下帆影相叠轰鸣而去。沿岸的商埠看似喧嚷实则秩序井然,你只要稍微想象一下,就似乎看到白银如江水般流溢。这个时候,在想象中,你就会见到几十个精明而怯懦的拱手相答的形象。为了追逐流水般的白银,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苛刻的条件,并学会用银子打造光宗耀祖的官帽,直到无法脱身也不轻言满腹的哀愁……

战争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摧毁繁华的商埠。原广州荔湾区地方志协会副秘书长胡文中说,鸦片战争或许可以避免。“当时十三行行商几乎与英军达成了协议,差一点点,林则徐坚持商船不带鸦片,一经发现就斩首,英军头领义律本身也是反鸦片的,但不同意斩首的方式,只接受上船检查。经过协商,英军答应回去向女王禀报。但就在这个过程中,谈判破裂了。”他同时认为,长远来看战争不可避免,但历史的细节却不能不重新审视。“十三行给了我们很多教益,商业经营上自不必说。大的方面,第一个肯定是要坚持对外交流;二是政府一定要保持本国商人的利益,不能一味护外;第三就是国家要有综合实力才能保证公平的贸易。”

不管如何,现实的十三行,兴盛一时的行馆全都消失无踪了。只有街前两樽行商铜像端坐者,静悄悄地等待故地再现昔日的光辉。今天的十三行已经成为生意兴隆的服装批发市场,据说全国五分之一的服装都是从这里出去—这些廉价的服装产自分布在广东各地的工厂。

上午的十三行摩肩接踵,繁荣景象与清帝国时期相比或许过之而无不及。不甚宽广的街道除了堆满货物的商摊,就是“拿货的”人们。他们多数拎着黑色塑料袋,匆匆走过大时代商场,面无表情。搬运工围拢在堆积成小山的货物前,等待着将它们搬到开往全国各地的货车上。

有人喜欢这里,也有人憎恨这里。只是一切都与那段历史无关:法国商人帕特里克在沙面经营外贸公司,他希望十三行迁出一些商户,加强规划和管理;国医堂的药剂师阿真只想让街区安静一些,震耳欲聋的喧嚣让她几乎发疯;理发店的老板阿杰热爱着这块地方,客人总是源源不断;在批发市场打工的阿花在努力攒够,要在别处开设一处档口;开杂货店的汕头小伙子一天到晚玩手机,他对这里的历史一无所知,并且毫不关心……

距离十三行不远的地方,还有许多电子产品批发市场,生意同样如火如荼。很多海外客人来这里批发电子配件,他们多数来自南非,很难见到欧美人的身影了—他们正在忙着对台湾出售武器,向中国劣质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毫无兴趣再光顾这个没落的市场。

行商梁经国的第七代传人梁承邺认为,“十三行”虽然形体逝去,但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在1856年的大火之后,许多行商转移到了上海。“那时候上海的商人十之七八是广东人,而且大都是十三行的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吴健彰。上海的四大百货都是十三行的人创建的。天津也有许多粤商。与晋商、徽商相比,粤商眼光更为开阔,活动的范围很大,哪里有利可图就去哪里。”

“美国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喜欢留恋刚刚失去的好梦,决心下一次要把它找回来。”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的结尾说到。对于十三行而言,这句话同样适用。有时候,在历史的长河中游弋并不是为了寻求单纯的安慰,而是在向后的泅渡中思索更好向前的方式。正当我准备效法菲茨杰拉德,“调转船头,逆时代潮流而行,不间歇地向过去驶去”,一个年轻人的声音从喧嚣中过滤出来,她说着广东味极重的英文,和一个“鬼佬”谈定了500件服装的买卖。开怀的大笑真让人印象深刻!

(版权所有,转载注明出处:《锦绣》杂志2010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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