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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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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茶:惊蛰重生  

2010-05-24 10:59:18|  分类: 诗地理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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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片枯萎的叶到一套商业体系,从文人的精神世界到公众的末世狂欢,中国的帝王、将相、文人、豪客、贩夫、走卒,穿越马六甲海峡的航线,取道苏伊士运河的船队……整个世界都因这几片重生的叶子而相遇。

 

撰文:张泉

惊蛰以后,是建茶采摘的黄金季;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诗人陆游,也在茶香里重生;辗转出任茶官的十年间,他写下了320余首茶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陆游的时代,福建建安的建茶,一个茶饼仅重半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二茶不可得”,建茶进入流通领域,更是“豪贵竞市以相夸”。茶叶成为商品,被赋予难以负荷的暴利,甚至开始左右帝国的政局。

惘然记

淳熙六年(1179年)正月,建安的冬天应景地飘着白雪,只是不如北方那样凛冽。54岁的陆游重回福建,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在呈交帝王的谢表中,他又一次习惯性地表达了屈服之意:“五十之年已过,非复壮心;八千里路来归,况如昨梦。”

福建是陆游出任地方官的起点,那时他还年轻,刚刚从秦桧之死的快意中清醒过来,被雪藏5年终于启用,这个年轻人整日里想着麾师北伐,恢复故国,在福建,他被一些更加刺激的味觉牵引着,海边的牡蛎,山间的荔枝,有时纵酒狂欢,至于建茶的妙处,还来不及细细体会便又辗转天涯。

这一次,陆游的罪名是“燕饮颓放”,他索性顺势给自己起了“陆放翁”的名号。在雪中,福建同僚摆下接风宴,陆游即席赋诗:“春残犹看少城花,雪里来尝北苑茶。未恨光阴疾驹隙,但惊世界等流沙。”辗转了二十年,最终仍回到起点,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迷宫,任凭自己如何冲撞,疾行,终究还是被命运驱赶着绕回了原路。

也并非全然是原路。二十年后,陆游终于有耐心去发现,在春天来临之前,隐藏在桐木深处那些破土发芽的茶树,它们看起来极为寻常的叶脉,似乎也闻不出什么独特的芬芳。然而,经过农夫们的摩挲,工匠们的焙制,卖茶女的叫卖,建茶的香气竟能出奇地贲张起来。在武夷山“竞台”的斗茶大赛上,身为茶官的陆游见证了盛况,在《建安雪》中,陆游写道:“建溪官茶天下绝,香味欲全须小雪。雪飞一片茶不忧,何况蔽空如舞鸥。银瓶铜碾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荔子腴玉肤,自古难兼熊掌鱼。”以雪就茶,万里贬官路终于抵达了一个驿站,而人生的迷宫也终于找到了可以慰藉的出口。万念俱灰之后,这个已入暮年的老人却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6000余首诗竟是54岁之后写出的。

建茶正如它偏远的故乡福建一样,在帝国的版图上微不足道——王朝的更迭、历史的进退,这些过于宏大的主题,似乎永远与福建无关。然而,它也并未因此就陷入贫瘠。陆游抵达的建安,是宋代天下茗茶的中心,北苑茶园为贡茶产地,官、私茶厂不可胜计,茶季一到,采茶、制茶的人动辄千数,采购茶叶的行商更是摩肩擦踵,络绎不绝。

只有像陆游这样执拗的文人,才会被委任做数年茶官——彻头彻尾的闲职,无论茶官如何对指点江山,到头来终究沦为一场笑柄。

在建安,陆游开始试图效仿祖先陆羽,续写《茶经》,他在诗中一再念叨:“桑苎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作茶神”,“《水品》《茶经》常在手,前生疑是竟陵翁”,“遥遥桑苎家风在,重补《茶经》又一篇”,以致周必大在送给他的诗中,也特地牵强附会地恭维他为陆羽的第九代孙。在建安,他甚至改变了几十年的习惯,“宁可舍酒取茶”。只不过,天下独步的建茶,能够适时地纾解悲愤,却总也洗不尽哀伤。悠游的岁月如同一根秃掉的毛笔,在宣纸上涂抹开的,只剩下些触目惊心的惘然。

“经野之宏略,富国之远图”

只有在陆游的时代,才足以成就建茶。

建茶在当时的异军突起,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在它的光芒逼射之下,那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名茶迅速失色,几乎沦为凡品。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记载,唐代还以蜀茶为贵,“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无名氏的《南窗纪谈》更加尖酸刻薄:“唐人所饮不过草茶……今建州制造,日新岁异,其品之精绝者,一饼直四十千,盖一时所尚,故豪贵竞市以相夸也。”

正如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类比的那样,茶与中国的关系,如同胡椒与印度,咖啡与伊斯兰国家,巧克力与新西班牙的关系,它们之所以能在一个国度迅速地传播,“并非因为它一开始就有某个生产市场充当后盾”,而是因为“依托于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

两宋时代,建茶在商业上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文化的底色。尽管饮茶之风在中唐时就已风行,然而,茶叶彻底征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却是由文人化的两宋完成的。

似乎很难找到另一种事物,比茶更能表现文人附庸风雅的脾性。在陆羽的《茶经》和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中,都津津乐道于茶树考究的生长环境,转瞬即逝的采茶时间,繁冗苛刻的制茶规则,在他们看来,制茶如同一场面向自然的祭祀,需要足够的虔诚,遵循严苛的章法,正如对文人的塑造。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与其说在倡导饮茶,毋宁说在倡导做人。从这个层面上说,理想化的茶,即是理想化的人。

所以,茶被当作教化的工具,就不难理解。采茶造茶者,多是贫民。宋真宗对此看得很透彻:不让他们采茶,难道让他们当强盗?吊诡的是,帝王们最青睐的茶叶,正是出自这些在生存技能甚至道德上都不被信任的贫民之手;而赖以维系帝国根基的,也恰是那些被时刻提防的文人。宋人黄裳在《演山集·茶法》里说,茶酒不能废,因为“礼”不能废。一个“礼”字,一语中的。

建安能够成为贡茶的产地,正是因为符合这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建安地貌独特,按照《东溪试茶录》和《北苑别录》的描述,这里的地理位置、水土、日照、湿度等,都是茶叶生长的理想之地。因此,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朝廷就在建安设置北苑茶园,成为贡茶的专属产地。帝王的青睐使采茶、制茶规则更为苛刻。建茶“惟过惊蛰者最为第一,民间常以惊蛰为候”,并且,每年采茶时,地方官都必须亲临现场,选在惊蛰过后春雷乍现之时,带头击鼓喊山,祭拜茶神,欧阳修记下了这些场景:“夜间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芽。”建茶也因此获得了更多升华的余地。蔡襄改革后,北苑茶的焙制工序日臻成熟,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等,每道工序都由专人负责,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使建茶的技艺更加圆熟,以致赵汝砺在《北苑别录》中称建茶“独冠天下,非人间所可得也”。

茶的品质趋于完美,更重要的是茶文化随之兴盛。沏茶之水有讲究,斗茶,分茶,每一步都不可或缺。陆游也对这些规则乐此不疲,“囊中日铸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汲泉煮日铸,舌本方味永”,陆游甚至饶有兴致地学习了分茶的方法,“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分茶需要极高的技巧,用沸水冲团饼茶末,通过不断的搅动配合,在杯中中幻化出花鸟虫鱼的纹路,绝顶高手甚至还能浇灌出文字来。

这一切愈加推高了建茶的价值。欧阳修在《归田录》里有说,一个茶饼仅重半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建茶进入流通领域,更是“豪贵竞市以相夸”,有帝王推崇于前,富豪追捧于后,建茶异军突起,并在两宋形成暴利,也就是水到渠成之事。

宋人很早就意识到茶业对国家财政的意义。宋大中祥符二年,林特等人所作的《茶法条贯》中,茶业已被称为邦国的根本,征收赋税最重要的环节,“经野之宏略,富国之远图”。民间甚至流传开“千茶万桐,一世不穷”的俗语。

两宋时代的福建,茶叶堆砌出一幅奇景。春雷一动,各地商人都云集在福建买茶,甚至提前数日就住进茶农家里,预先付款,抬高收购价格,忐忑不安地等待新茶问世。

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写道:“在通讯困难和不正常的旧时代,单靠距离就足以制造超额利润。”茶叶成为商品,正是在对距离的超越中完成的。与茶叶之路同时延伸出去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时代,正如大泽正昭所说的那样,“茶叶产地受到限制的特征,引致了由南而北的活跃的商业流通。”茶业的兴起,也开始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格局,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茶肆、茶楼、茶馆的集中,使茶叶的流通更加频繁和普遍,也加剧了人群的集中与沟通,使城市成为城市。茶叶同样带动了周边行业的发展,建窑所产的黑釉瓷,极好地配合了建茶的色与香,成为当时八大名瓷之一,制瓷业、运输业、碾碨业甚至金融业,都随之兴起和规范化,分工进一步细化,各行业得以均衡发展,城市开始整体繁荣。

从一片枯萎的叶到一套商业体系,从文人的精神世界到公众的末世狂欢,中国的帝王、将相、文人、豪客、贩夫、走卒,穿越马六甲海峡的航线,取道苏伊士运河的船队……整个世界都因这几片重生的叶子而相遇。

茶的战争

茶一旦进入流通领域,甚至开始影响整个帝国的格局。

在帝国的边陲,游牧民族需要大量茶叶来消化肠胃中囤积的牛羊肉,而赵宋王朝则需要游牧民族的良种战马;游牧民族需要大量的铜钱用来铸造武器,而赵宋王朝同样迫切地需要保住这些铜钱以避免不断出现的钱荒。双方几乎一拍即合,茶马贸易很快取代绢马贸易,一切欣欣向荣,却又暗藏杀机。

赵宋王朝最初对茶叶贸易持放任的态度,“听民自买卖,禁止出境”,然而,私茶过于频繁的流通,还是引起了朝廷的警惕。游牧民族的茶叶一旦通过私商途径获得充足的茶叶,就会对卖马失去热情,朝廷没有战马,也就失去了最后一张谈判的底牌。更可怕的是,金朝实施了一系列措施诱使赵宋王朝的铜钱外流,只有茶叶能为王朝挽回损失。赵宋王朝不得不三令五申禁止私茶买卖,连私藏茶叶都会被治罪,以茶牟利者轻则杖刑,重则流放。

这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另一方同样严阵以待。南北之间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中相互制衡,角力,茶叶成为维系这种紧张平衡的支点,没有人敢掉以轻心。

泰和六年,金朝官员开始力陈茶叶贸易造成的财政危机,终于迫使金章宗下定决心,开始“茶禁”,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才能饮茶,但也不允许买卖和馈赠。这些禁令似乎并未起到真正的作用,金宣宗时,官员再次上报,一年光买茶就消耗了白银三十余万,国库因茶而亏空。帝王不得不颁布更为严苛的“茶禁”,只有亲王、公主及五品以上官员才准饮茶,其余“犯者徒五年,告者赏宝泉一万贯。”

然而,无论是赵宋王朝的杖责和流放,还是游牧王朝严酷的“禁茶令”,依然挡不住巨额利润对人们的诱惑,茶叶贸易在沉默中一如既往地运作。政府试图越俎代庖,行使商人的角色,然而,国家的调控并没能真正左右茶业的格局。在这场拉锯战中,赵宋王朝和游牧王朝都失败了,弱不禁风的茶叶,突然利如刀刃,商业的发展似乎决绝地碾碎了一切阻碍,拒绝一切修剪,以自己的方式固执地生长,决绝地喷薄起来。

茶叶除了在国内流通之外,也开始通过帝国南方最大的港口泉州,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和南洋,以致后来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在考察宋以后的中国商业时,颇为惊讶地发现:“一亿人口越来越深地卷入到一个商业网络之中,靠买卖商品补贴家用。这种生活方式和文明世界一大部分地区人民的谋生方式迥然不同。……公元1000年前后的几百年间,中国朝着市场调节的方向迅速演变,在世界历史上起了改变均势的关键作用。”

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陆游的料想。明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抵达广州,中国的茶叶开始垄断全球茶叶市场。与游牧民族不同,英国人用鸦片来与茶叶作战。

随即,一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从中心崩塌了,政治天平的倾斜也对商业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的茶业逐渐一蹶不振,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相继超过了中国。

直到一个世纪后,1980年代中期,日本开始兴起“乌龙茶热”,福建地区的茶业才开始复兴,1984年开始,乌龙茶的出口量仅用了8年就蹿升了6倍。2001年,乌龙茶的出口量达到空前的2.6万吨,此后,这种野蛮的生长被国际供求关系压制,迅速下滑。曾经在深山中遗世独立的茶,开始越来越被卷入全球化、市场化的游戏规则中,被严酷的经济法则左右。这个更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显然已经超出了陆游想象的极限。他想象的边界在长城之外,他永远不会料到,这个由茶路牵引出来的漫长广阔的世界,竟将如此错综复杂地勾连在一起,再也无法分开。

至于建安,已经改名建瓯,但一整套茶文化却被保留至今。那里依然有十万亩茶园,可以产出26种茶,年产量超过7000吨。那些大量涌入流通领域的茶,被一再转手,价值一再翻倍,时间仿佛静止在南宋淳熙六年,八百多年后茶园中的作息和风貌,似乎并未发生什么改变。

(版权所有,转载注明出处:《锦绣》杂志2010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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