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锦绣》杂志

国家商业地理读本

 
 
 

日志

 
 

世博方物志  

2010-05-08 19:06:38|  分类: 长报道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新贵的人,往往是聚会的热衷者,人类的这点虚荣心同样作用于社会、政府与国家。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英文名称是“Great Exhibition”,伟大的博览会,完全是全盛时期“日不落帝国”的一次夸富行径。但这又有什么可以腹诽的呢?人类既然有用崇高修饰自身粗鄙冲动——比如爱情——的习惯,也就有让心中的宵小升华到伟大的能力,伦敦世博会最后不是扩展成了以人类文明为展示主题的伟大盛会吗?

这个盛会逶迤至今天。

我们不好说2010年的上海犹如1851年的伦敦,人类的历史尽管有周而复始的轨迹,但那绝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简单重复,而是完美的螺旋式上升。但的的确确,有太多的迹象表明,这两座城市在不同的时间维度上有着非常类似的用功:都希望能得到万国来朝的盛况,都希望确立中心的位置,对荣誉的追逐远胜于对利润的攫取,为此不惜一掷千金……

630万的参观者,18.6万英镑的赢利,两座博物馆的展品基础—艾尔伯特博物馆和坎星顿科学技术博物馆,当然还有维多利亚女王预期中的巨大声誉,这是1851年伦敦世博会的收益。

我们对2010上海世博会会有怎样的预期?

据说利用展品募建博物馆的做法,成为历届世博会遵循的惯例,2010后的上海是否会将这一优良传统继承与发扬呢?我们注意到,尽管各个展馆都强调宣扬一种未来趋势和展示一种文明比单一的商品陈列、甚至交易更为重要,但各地方物的选拔依然有着按捺不住的逐利冲动——我们回避了这样的阴影,刻意寻找到三种具象了不同时代的方物。希望这些东西能最终符号化,标识出在近现代的文明史上,我们有过怎样的跬步蛇行。

 

世博方物志之一

耆英号:航行在昨日之河

撰文:黄茂军  摄影:罗健

【新闻】人民网上海频道3月25日电:上海世博会中国船舶馆此次展出的24艘船模中,有6艘出自浦东巧匠张玉琪之手。6艘船舶模型中,有出现在《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河客船”,有福建特色的“丹阳船”,有中国第一次到达欧美的船只“耆英号”,还有被描绘在上海市徽里、代表着上海本土特色的“上海沙船”,长度多在2米左右。今天下午,放在内广场的这4艘中国古代船舶都已安装到位。

 

就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而言,“耆英号”应该没有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上亮相,尽管它当时就停泊在伦敦的泰晤士河上,甚至这艘船上的一位中国译员也以清朝官员的形象被请到首届世博会的嘉宾席就坐,甚至尊贵的维多利亚女王也曾亲临“耆英号”……但它到底没有被架到海德公园,正式成为世博会中国展区的展品。

“耆英号”成为世博会正式展品是在159年后的今天。

当然,这时候它仅仅是一具模型,尽管也是柚木制造,但当年制造它时在它身上翻上翻下的船工们,现在已经只有张玉琪灵巧的手指在摸来摸去。张玉琪说:我要尽量重现“耆英号”的风采。但他其实很清楚,自己能重现的不过是“耆英号”的躯壳,它原有的驭风履浪的魂,早以魂飞魄散。

现在的“耆英号”,仅仅是一艘只能航行在昨日之河的船。

3月27日,星期六,张玉琪一个人待在他的工作室里。

为世博会做的船模已经全交了,工作室里有些空。按理说,这时候他应该在家里好好陪陪老婆,可一想到工作室还有几张嘴等着他支薪,他就没法安心地在家里度什么周末。他认为,世博会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光荣,更应该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他把自己关在杨树浦路408号一间斗室中,将一只一寸多长的沙船小心翼翼地装进一只“水井坊”的空瓶子里,瓶嘴小,肚子大,就是把沙船的船舱装进去对一般人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思议,更何况还要支起桅杆挂上帆……

张玉琪认为,这种在酒瓶里抛锚的沙船,应该成为世博会最好的纪念品。

我们的到来,打乱了他的工作进度。他喝茶、抽烟,把我们的采访当作工间小憩,同时下意识地用一张报纸盖住他正在进行的工作——这点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不希望别人看见自己正在进行的制作——我无意间打开一个梅家坞龙井茶的锦盒,发现里面满满的全是那种要装进酒瓶的小沙船,这让张玉琪面带愠色。

幸好有“耆英号”,聊到它,张玉琪开始眉飞色舞。

关于“耆英”号的一些基本数据,张玉琪张嘴就来:长度为45米,宽度为10.7米,排水量800吨,船体分15个水密隔舱,中部船舱的深度是5.7米,三桅帆船,主桅的高度是27米,头桅23米,尾桅15米;主帆重达9吨,悬吊式尾舵,重7.5吨……

这艘船属于典型的“广船”船型。

我后来查阅了一些资料,关于“广船”的介绍主要说它产于广东,头尖体长梁拱小,甲板脊弧不高,这种结构在海上摇摆较快,但不易翻沉,船体的横向结构用紧密的肋骨和隔舱板构成,纵向强度依靠龙骨维持,结构坚固,有较好的适航性和续航能力,这种船之所以舵那么重,是因为舵材采用的是强度较大、不易折断的铁力木。

张玉琪原来是上海船厂的船模工,曾任船模组组长,那时,他制作的都是现代船舶的模型。上世纪80年代末,为参加由中国船史研究会和上海市造船工程学会主办的“世界帆船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船公司将中国帆船的模型制作交由上海船厂完成,张玉琪“赶鸭子上架”,开始从木工学起,进入了中国古代船舶模型的制作领域。

在张玉琪的工作室,我发现这位只有初中学历的船模工的案头上,躺着一本厚厚的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告诉我们,里面辟有专门的章节,详细介绍中国古代的船舶制造技术。

“你可能只知道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其实船舶的很多项技术专利,都是咱们老祖宗发明的,比如舵、水密隔舱,还有撑条式席帆……不同的船有不同的帆,比如在内河上跑的船的船帆是狭长的,而跑外海的船帆就宽而短,大约宽一倍,短三分之一左右,大概因为海风强劲,海船的风帆必须降低风压中心。广船的帆更把下风的边缘做成折角或曲线形,上部比较小而下部比较宽大,这样船就不易被风吹翻。”

“耆英号”就是这样的一艘船。

它于1846年12月6日离开香港,先过好望角,再穿大西洋,于1848年3月27日抵达伦敦,耗时477天,期间也遇到过不小的麻烦,前帆被风撕裂,船舵受损甚至一度丧失功能,但是21天横渡了大西洋的纪录证明这是一艘性能优良的好船。

世博方物传奇 - 《锦绣》杂志  - 《锦绣》杂志

让我们回到1846年的香港。这个时候,香港已经割让给英国4年了,大量的英国商人涌入淘金。

8月的一天,4个英国人收购了一条往来于广州和南洋之间运输茶叶的中国帆船。这4个英国人有着各自的淘金梦:Douglas Lapraik的梦想是开一间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航运公司,他在1863年后梦想成真,垄断了香港和福州之间的航运;Thomas Ash Lane把眼光盯牢了那些靠港的水手,4年后他和一位叫Ninian Crawford的同乡开了家饼干铺,这家饼干铺叫Lane Crawford——对,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连卡佛”——而自称是船长的Charles Kellet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骗子、暴徒和酒鬼。

他们买这艘船的目的是要开回英国去,展出,收门票。

今天的人们似乎很难理解道格拉斯们当时的决定,他们目的仅仅是出于猎奇吗?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已经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以蒸汽为动力的铁壳轮船。我们今天能从史料中查到的最早在中国水域巡弋的蒸汽轮船,是1830年4月19日英国在印度制造的轮船“福士”号来到珠江口的伶仃岛,当中国的引水员上船时,目瞪口呆地看着它顶风逆潮,破浪前进……从那时候起,中国帆船就面临挑战与淘汰。

把这样一艘技术明显落后于时代的木质帆船开回英国去,本身就是一次冒险。

从目前能查阅到的史料看,那几位英国人买船的动机的确不太复杂,你可以看成是几个年轻的冒失鬼的头脑发热,有资料甚至说他们要把这次展览搞成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一个活动,虽然女王登基已经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事实是,从8月份购进到12月份起航,这4个英国人确定了Kellet出任船长,并且将这艘船命名为“耆英号”——这项命名今天看来有些促狭,因为耆英正是1842年代表清朝政府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钦差大臣,这份条约明确了香港成为英属殖民地——另外,“耆英号”招募了30位中国水手和一位叫希生的中国译员。

有必要说说这个希生,因为他是西方公认的代表中国出席首届世博会的第一人。

1851年5月1日,伦敦世博会开幕,5月10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了一幅名为《中国官员在开幕式》的版画——那时版画还是报纸制作图片新闻的主要方式——画面中右起第三位是一身着清朝官服的中国男子,“他侧身而立,神态有几分昂然,在一群穿燕尾服、戴礼帽的西方绅士中间显得很醒目。”

这位中国官员就是希生。

2009年,《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曾经报道说,“(希生)还被英国画家Henry Selous画进了根据开幕式场景绘制的巨幅油画,作品现收藏于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在这幅画上,‘希生老爷’站在右侧观礼嘉宾的前排,仍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据说,自1846年12月6日随“耆英号”离开香港,直到1853年“耆英号”结束它在泰晤士河上的展览,这个期间希生一直没有离开过。

希生的真实身份有点“语焉不详”,其自称“四品官员”的身份被一致否认,比较靠谱的说法是当时香港或者广州某个商行里的买办。

“耆英号”扬帆出海踏上不归的航程时,正是香港被确立为英国在远东的航运基地的年份。

英国人在解决本国商船货物装卸、轮船给养和维修等航运问题的同时,觊觎更为广阔的中国内地航运市场,广州成为这一扩张图谋的第一站。1846年,英国人柯拜获准在广州黄埔兴办轮船修理业。同年,两艘外轮也被获准经营香港到广州间的航运业务。

我手头有一张这一时期以香港为基地经营至广州等口岸的轮船公司的名单。这些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不仅快捷,而且安全,最重要的是“运费一律低廉,低到中国商人甚至可以利用轮船来运酱菜”。尽管本土航运业抱怨说,外商和洋轮得到了不平等条约和领事保障而愈趋优越,但器不如人和技不如人却是不争的事实。

更雪上加霜的是,这个时候,海上保险制度逐渐推行,以风为主要动力的中国帆船往往成为海盗袭击的目标。“你能保险吗?”几乎是所有中国商人必然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他们不得不弃传统帆船而去—不夸张地说,海上保险制度消灭了中国帆船。

1873年,英国驻广州领事的商务报告中说,广州的海上运输已为欧美人所垄断,“他们的轮船替代了木船货运,以致该业全部消失”。这一说法虽然过于绝对,但在向外国人开放的沿海与内河水域,的确已很难见风帆的身影。

“耆英号”在欧美展示的,其实是一种渐行渐远的文明。

在上海黄浦区延安东路和金陵东路之间的一间旅馆,我翻检着一大堆关于“耆英号”及其所处时代的资料,这里有从张玉琪那里借来的,也有从附近的福州路“上海书城”里搜罗来的——在一本关于上海历史的小册子中,我意外地检索到,也是在1846年,一位叫Astor House Richard的英国人,就在我投宿的旅馆附近,建了座Astor House Hotel,它就是外滩著名的礼查饭店的前身。

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

1848年,也就是“耆英号”抵达伦敦的那年,一位叫福钧的英国植物学家在其家信中写道:“我上一次离开上海时(1843年),的确有一两家商行正在建筑,但是现在,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在棉田及坟地上,已经建立起一规模巨大的城市了。”

吊诡的是,随着上海的日渐蓬勃,广州这个得西风之先的城市却日渐萎靡。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鸦片战争中,广州人和英国人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鸦片战争后十几年发生的‘亚波罗’号事件,以及抵制西人入城等,即可证明这一点。加之太平天国的起义及由此而引起的红巾军起义,都使珠江三角洲地区处于动乱的环境,不利于商业的进行。”(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

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区位的不同。

上海不仅地处长江入海口,更是中分中国海岸线,南北洋航线在这里和长江水系交汇,中国广阔的贸易腹地由此訇然中开,这是英国等西方列强弃广州旧爱、觅上海新欢最主要的动因——这种转移对于传统的中国帆船运输业而言是又一次打击,航线的倍数增长对船舶的要求就像是大浪淘沙。

商业阵地的转移导致商业人员的迁徙。

“原充当十三行商、买办、通事、跟随、仆役等人,本与西商有种种的联系。就他们与西商的人际关系、具备西方的知识,以及语言条件等而论,是国内别的商帮所不能比拟与替代的。西商到人地生疏的上海,非他们充当中介不可。他们既不能困守广州,只好理智地同西商一起转移上海,以图发展……从此他们走上更广阔的天地,扮演了一个商场上伴随着骂名的显赫角色——买办商人。”(叶显恩,《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

就在希生随“耆英号”在大西洋颠簸的同时,他的一位同乡兼同行也驭舟抵达上海,这位叫徐荣村的香山人,是上海开埠后最早一批抵达的广东买办,他的主营业是丝、茶。1851年,英国宣布举办首届世博会,徐荣村立刻嗅到了商机,他命人精选了12包自己经营的“荣记湖丝”,快船送到伦敦。

“荣记湖丝”为中国捧回了第一块世博会金奖。

在前面提到的《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中,徐荣村及其家眷也参加了伦敦世博会,遗憾的是,因为他们所搭乘的商船在海上遇到了麻烦,这一家子没能赶在世博会开幕的5月1日前抵达,而是在1851年8月10日才在离伦敦不远的格雷夫森德登陆,这时已经是世博会开幕3个月后了。

但这个不远万里漂洋过海的中国家庭,马上被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接见,因为是为了“鼓励他们能够克服女人不能离开中国的根深蒂固的偏见”,所以在会见过程中3位女眷很受欢迎,“二夫人给女王表演了唱歌,大夫人把英国摄影家贝尔德给她们家庭拍摄的银版照片呈送给女王,大夫人的嫂子则把自己亲手缝制的带金边的三寸金莲鞋赠予公主。”

极具戏剧性的这一幕,在所有的中国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包括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北岭徐氏宗谱》,2002年,该馆的研究人员正是从这本宗谱中,找到了徐荣村的“荣记湖丝”获奖的记录。但在这本以光宗耀祖为宗旨的书中,却只字未提远赴伦敦并受维多利亚女王接见一事。而详细报道这一幕的《伦敦新闻画报》,报道的这个来自广州的家庭,男主人叫“Chung Attai”,或者“Chung Atai”,直译应为“琼阿德”。《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就是根据这一直译的名字,认定就是“字德琼,号荣村”的徐氏买办。

这实在是个很大胆的断言。

1847年,纽约一家法庭的文件中,记录了当时靠港的“耆英号”部分中国水手的名字,这份名单上的第二位就是一位叫“Chien Atai”的广州水手,考虑到这些英文名字是根据水手们当时的广东口音做出的音译,今天的我们实在看不出Chien Atai和Chung Atai有多大的差别——总之,“琼阿德”在广东实在是一个过于普遍的名字,我们很难就此认定那位Chung Atai就是徐荣村。

但是,“荣记湖丝”获奖是一确凿的事实,1851年5月伦敦世博会开幕式上有一位“广东希生老爷”也不假,3个月后一户来自广州的中国家庭与会也有史可查,在这个期间,泰晤士河上停泊着一艘中国帆船也是事实,这些中国元素,在首届世博会上有着怎样的风云际会呢?

所有的一切,都恍若昨日之河上氤氲不散的水汽。

 

世博方物志之二

安吉竹藤:深绿的现实

世博方物志之三

多晶硅:未来世界的盗火者

 

(更多精彩内容见2010年5月号《锦绣》杂志,转载注明出处)

  评论这张
 
阅读(1393)| 评论(1)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