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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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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商脉隐秘史:未完成的傅山  

2010-06-17 21:58:00|  分类: CHINA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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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张泉

一 

马队和旌旗似乎是和乍现的天光一道亮起来的,它们也在天际排成隐隐的一线,那些恍恍惚惚的身影,如同戈壁上蒸腾的海市。转瞬之间,征尘漫过荒凉的古战场滚滚而来。雁门关外,又是新的一日。边关时钟不是更漏里的流沙,而是钟鼓和悲笳。

一夜间须发皆白的将军,怀抱着封侯拜相理想的下级军官,在梦中回到故乡的年轻士兵,以及用生死博取利润的客商,被命运驱逐着不期而遇。在这座随时可能覆灭的关隘里,所有人像浮游半空的沙尘一样不由自主,任风吹散。

无论将士们怎样在边关枕戈待旦,怎样运筹帷幄,或者马革裹尸,最终让一座关城留名的,仍然是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和史官。他们依照自己的想象来重述将军们的悲剧,连杀戮也被附着上传奇的光泽。

雁门关前,明清的诗人被中唐鬼才李贺《雁门太守行》里的一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月金鳞开”逼得走投无路,至于那些李白最擅长的古风,更加无法企及:“代马不思越,越禽不恋燕。情性有所习,土风固其然。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虮虱生虎鹖,心魂逐旌旃。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飞将,白首没三边。”

然而,还是有一人艰难地为雁门关留下了一副对联,“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这些残留的气脉,如同在弥留之际授业的剑客,依样画出招式,徒弟却已无法从剑客枯萎的手指间看出那些骇人的力道——他便是被明末清初被推崇为文坛盟主的傅山。

汉学家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里写道:“商业贸易促进了城市化,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文化在晚明形成了,它充满活力并具有扩张力。……那些与城市文化相关的艺术,更倾向于诉诸感官的刺激,具有娱乐性、戏剧性和商业性。拥有较多休闲时间的城市居民发展出自己的娱乐需求,戏曲、小说、江湖切口、笑话以及消遣性读物变得日益流行。晚明的文人固然继续作诗,但鲜有惊人的成就,正如徐世溥所言:‘万历五十年无诗。’这不是一个诗的时代。”商业的高度发达,左右着文化的取向,在新兴的世俗生活需求面前,传统一败涂地。生逢傅山的时代,不知是时代愚弄了诗人,还是诗人辜负了时代。

作为文人,傅山最初成名依靠的不是诗文,也不是书法,而是勇气。

崇祯九年(1636年),傅山的老师袁继咸被诬告下狱,押往北京处决。三十岁的傅山变卖家产,与薛宗周率领山西学子进京鸣冤。因为京官袒护诬告者,联名文书根本无法递交朝廷,傅山不得不寻找一些新的门径来解决问题,他大量印制揭帖,在京城各衙门散发。这些铺天盖地的传单,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三个月后,诬告者被抓,又过了三个月,案件水落石出,袁继咸无罪释放。马世奇为此写下《山右二义士记》,尽管傅山刚过而立之年,却自此被奉为山西文人的领袖。

获得虚名的傅山也试图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然而,因为无心八股,六年后的科考,傅山甚至连乡试都未能通过。此后一两年间,帝国如同一架失控的马车,李自成攻陷北京,立足未稳,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天下尽归满人。傅山出家做了道士,据说,他是以这层身份作为掩护,暗中筹划反清复明的斗争。

顺治十一年(1654年),宋谦在河南起义失败,供出山西的几名领袖,在供词中,宋谦特地详细描述了傅山:“傅青主,太原人,生员,今已出家做道人,身穿红衣,号为朱衣道人,年五十岁,在汾州一带游食访人,系知情。”顺治十二年,与傅山一同入狱的萧峰被绞死,朱振宇和张錡则被杖刑,流徙三千里,只有傅山在京官的营救下获释。出狱反而加剧了傅山的内疚,他后来一度以遭受宫刑而苟活著史的司马迁自喻。傅山回到山西隐居,近乎痴狂地寻找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向他们询问明朝覆灭之际,每一次转折的前因后果。他希望将它们真实地记录下来,为一个已经逝去的王朝做最后的祷告。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开博学鸿儒特科考试,要求各地举荐贤能,为朝廷效力。尽管傅山以母亲年迈,自己体弱多病为由多次谢绝,却还是被迫启程。临近北京,傅山借口身体不适,止步于崇文门外一座荒寺中,几个月间,到荒寺拜访者、论学者、求字者纷至沓来,傅山则抱定必死之心,写下大量以死亡为主题的诗歌。尽管他最终依然以生病为由,拒绝参加考试,却还是被康熙授予内阁中书,傅山没有接受,却也没有拒绝,这成为他的又一道伤疤。

然而,无论傅山自己怎样愧疚,在山西,他还是被赋予了最高级别的尊崇。山西人说傅山,必缀以“先生”二字,与官阶、功名这些可以换取的头衔相比,这是几乎难以企及的尊荣。傅山一生涉猎领域极多,书法被尊为“晋唐以下第一家”,画被王士祯尊为“画入逸品”,他开创清代金石学,《傅青主女科》独步天下,甚至还著有《傅山拳谱》。对于这样一位全才,民间却如是评价:“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学,学不如人。”五句话里竟有五个“不如”,句句似贬,其实却是最大的褒奖,因为最终的着力点全落在“人”上,傅山本人可以说明一切,负荷一切,所以,只有他才可以被奉为“晋魂”。

书生们反清复明的行动,获得的却是意料之外的结果,它最终导向的不是政治的动荡,反而是商业的迸发,不仅没有颠覆满清的统治,反而间接促成了帝国的繁华。山西的商业神话,最初竟是由两个谋反者奠基的。

康熙二年(1663年),傅山遇到了北上流亡的顾炎武。

乱世逐渐平息,光阴催老了英雄,也催老了慷慨激昂的书生。对许多人来说,遗民不再是一种身份,而仅仅是一重心境,完全可以主动冲破它。然而顾炎武和傅山却还在做着反清复明的长梦,他们在山西创办实业,作为掩护,筹划行动。镖局和票号的出现,据说都与顾炎武和傅山有关。

而当此之时,晋商已经掌握着巨额财富。据说,这些财富正是来自地下,不过不是煤,而是黄金。

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劫掠了大量黄金。清兵入关,李自成率残部退出京城,取道山西,前往西安避难,他把黄金全部熔成金饼,用骡车运走。然而,一路风声鹤唳,追兵四起,只能沿途不断埋藏金饼,到西安时,金饼十余其三,其余都散落在山西地下,“遂多为晋人先后掘得之”。

这不过只是传说而已。事实上,山西商人的发迹早在李自成入关之前就已完成。明朝时曾有人统计过天下巨富,除了十二位王族重臣之外,还有两位徽商,三位晋商。而晋商的发迹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当时的山西,家产在数十万以下者,都不能被称为富商。

山西商人掌握着巨额财富,甚至不再急于求得一时的利润,不在意商品和货币的快速流通。山西地质干燥,土质坚固,储存的粮食不易变质,地窖也不易崩塌,商人们用地窖大量储存粮食,等待战乱或者灾害这样合适的时机再出手,以获取更高的利润,时常有数百万石粮食被储藏数十年而不上市,商人们依靠垄断来影响市场。

晋商的足迹遍及全国,货物和现款的运输安全,成为极大的隐患。顾炎武、傅山和戴廷栻一起创办镖局,既赚取佣金,更借以笼络人才。此后,顾炎武和傅山开始经营票号,意在操控金融,聚拢财富,为起义做准备。梁启超认为:“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而章太炎也在《顾亭林先生轶事》中说:“有清一代票号制度皆顾、傅所创也。”

书生们创新的举动曾加速了晋商的全面崛起,而那些真伪难辨的传说,却像一句箴言,暗示着山西未来的命运。人们开始专注于地下的宝藏,而不是地上的文明。人们开始习惯于地大物博、不劳而获的生活,不再寻求自身开拓生活的可能。拓荒的精神消失在后辈的血液中,欲望趁势迅速腐蚀着这片黄土地。

更加吊诡的是,尽管明清两代晋商纵横南北,富甲天下,出辽东,下岭南,甚至深入蒙古腹地,依靠对金融的控制,对盐、煤、明矾、皮毛等商品的经营,促成了众多商业化都市的繁荣。山西本土的商业却越来越衰落,山西传统的商贸中心大同,在面对帝国东部那些新兴的商业都会时黯然失色,而随着清廷逐步走向统一,边关贸易也几乎土崩瓦解。晋商几乎点石成金,撒豆为城,却始终没能为故乡留下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中心,反而加速了它的衰落。

作别傅山之后,顾炎武出雁门关,与友人李因笃等二十余人,“鸠资垦荒于雁门之北”,试图卧薪尝胆,内外策应。此时的雁门关内外,盘桓着大量的江南文人。关于雁门关的诗,大多竟是江南人所作,杏花烟雨江南和塞外的苦寒冷月最终相遇。

雁门关一度是明朝边境贸易的重要商路,粮草、军装、牛马、布绢、茶叶、各类器皿,都经由雁门关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北,因为雁门关不需要繁冗的通关手续。但是,这条商路并不便捷,相比紫荆关、倒马关,要多走“千五百里,费用过当,客商稍有不至”。所以,明朝政府斟酌再三,决定削减边境贸易的繁文缛节,为商业铺路。雁门关的商业地位受到冲击,却并未完全衰落。战乱不会影响商业的繁荣,反而给予商业发展以充分的理由。

边关的安定一直依赖商业。明初实行军屯制度,军中自产的粮食仍然不能满足军队日常的消耗,商人以粮食换取盐引,刚好解决了军队的日常所需。明中叶,朝廷取消军屯,统发军饷,商人和士兵们开始使用货币交换商品,进一步促进了边关商业的繁荣。纳兰常德在《行国风土记》中描述了边关贸易带来的巨大利润,刺激着商人们铤而走险,它们一路追随军队:“虽锋刃旁午,人马沸腾之机,未肯裹足,轻生而重利,其情乎。当大军云集,斗米白镪十两,酒面果蔬,虽少售亦需数金,一收十利,意犹未尽。其货小其秤入,银大其戥进,官兵受其愚恬不为怪,是以收利盈千万亿。”

然而,这种商业的繁荣大多是一时的,纳兰常德发现,“及大军既撤,仅留守戍官军,食口既少,则所需不繁,货价大减。且需驼无人,一驼仅值二十金,商贾为之色沮,落魄失业者,比比皆然。”边境的商贸具有太多的不稳定性,边关因此不能真正形成商业的中心,而只能是流动的集市。

雁门关的商业终究没能振兴起来,顾炎武和傅山也终究没能完成复国的大业。傅山自称曾是任侠之人,“吾自二十岁以来,交游颇多,亦尽有意气倾倒之人”,即便出家之后,“贫道岑寂中,每读刺客游侠传,便喜动颜色,略有生气矣。”然而,这个意气任侠之人,却还是一再被现实所累,在忠孝之间进退维谷。长兄去世后,年迈的母亲成为傅山最大的牵挂。他在诗中一再提到母亲,他因此不能殉国难,甚至不能公开彻底地宣扬反清复明,快意恩仇。

晚明清初,不但不是诗人的时代,也不再是英雄的时代。所以,雁门关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由一座战马喧腾的关隘,沦为一座记忆的空城。那些英雄骋马,暮云射雁的往事,都已散进塞外无边的风沙。简陋粗糙的石板路,一直通向关城。没有护城河,瓮城规模也极小,只能安置少量守城的兵将。山势天险是雁门关赖以名震天下的根本,也因此,成为其致命的弱点,正如商业在此地单一的发展模式。据说古战场的石头会吸附上数千年前的声音,留存下一些模糊的记忆,然而,在雁门关外,那片荒凉的土地已经失去了往日狂躁的波动,静得像一潭碧水,连一丝回声也没有。

至于傅山,我们对他的记忆,不是他的书画、医术,也不是他无意中促成的商业革新,而是想象。1956年,傅山的名字被梁羽生写进《七剑下天山》。这一次,傅青主不仅是医术圣手,更是武林盟主,他终于可以抛下一切负担,兑现未尽的理想,无所顾忌地向一个时代宣战。我们终于知道,历史上真实的傅山,是一个未完成的傅山。其实,山西的商业神话,又何尝不是一段未完成的旅程。

(更多“山西商脉隐秘史”文字见《锦绣》杂志2010年6月号,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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