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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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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穿越“历史的三峡”  

2010-08-13 10:43:49|  分类: 读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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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黄茂军

 

卢作孚是1938年10月23日抵达宜昌的。

在过去的14个月里,他先后以军委会第二部(政略部)副部长和交通部常务次长的身份,具体负责整个国民政府“衣冠西渡”计划的水上运输调度。战火蔓延的速 度显然超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预料,1937年8月13日凇沪保卫战打响时,卢作孚还借居在南京莫干路11号范旭东的寓所,对民生公司实施遥控指挥,仅仅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卢作孚随国民政府先从南京撤至武汉,又从武汉退守宜昌。

1937年11月17日,上海沦陷后的第五天,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一千多名政府官员,携带着中华民国的印信旗幡,穿过南京挹江门,登上军舰“永绥号”。三天后林森抵达武汉,才正式向国人宣布国民政府移驻陪都重庆。林森随后撤到宜昌,又换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于11月26日撤至重庆。

这时,民生公司的当家人卢作孚却还在南京坚守。

金陵兵工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军工制造商,这家由李鸿章一手创办的企业此时已经有75年的历史了,1937年12月1日,在卢作孚的协调指挥下,民生公司与 招商局通力合作,将金陵兵工厂最后一批坚守生产的员工和设备,在芜湖送上了西迁的轮船。三个月后,金陵兵工厂在重庆市江北簸箕石复工,改称第21兵工 厂……这家企业现在叫重庆长安。

“衣冠西渡”计划的终点是重庆,宜昌不过是一中转。

卢作孚抵达宜昌的第三天,武汉宣告失守,距其只有300公里的宜昌陡然紧张起来,似乎空气都被压缩了,沿江所有的码头此刻都深陷物资与人员的海洋。卢作孚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因为争着抢运的关系,情形尤其紊乱。”

身为实业家的卢作孚非常清楚这些被积压在宜昌码头的物资与人员的重要。

整个国家的精华都在战火中络绎西迁,这是为保存民族元气、保存长期抗战的力量而做的努力。凇沪会战战火一开,民生公司的轮船就已经分别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江苏医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理化研究所、常州大成纺织厂等诸多单位的物资与人员从战火中抢运到了重庆,卢作孚甚至耿耿于没把无锡荣德生的纱厂抢运出来,尽管那是因为荣老板个人的固执所致……

1938年的长江就像一个大动脉,不停地将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文化命脉向西输送。

现在,这条大动脉在宜昌拧成了一个巨大的结。宜昌是长江三峡的峡口,由此溯江西行便进入湍急的川江,加之险滩暗礁,1500吨以上吃水深的轮船便不能航行,只能由适合川江航行的马力大、吃水浅的小轮船转运。当时,民生公司是川江上拥有宜航船舶最多的航运公司,宜昌大撤退的关键,使命般落到了卢作孚的肩头。

有回忆录记载,卢作孚抵达宜昌的当晚就去了江边码头,面对长江沉思良久。

这位生于川江、长于川江的老板非常清楚,每年12月,长江就进入枯水期,川江上的通航能力将因此大打折扣;同时,身为军委会的高级成员,他也非常清楚目前的战局,尽管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33集团军正在不远的荆门与日军鏖战,但究竟能相持多长时间,面对来势汹汹的兵锋还真是一个不好说的未知数。

由民生公司提供的一份资料,对卢作孚在宜昌的作为有这样的记载:

次日一早,卢作孚商请宜昌的船舶运输指挥部出面,把所有需要运输的单位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他要亲自向大家宣布刚刚制定好的运输计划。与会者屏息静听。卢作孚说:完全有把握在40天的时间内,把拥塞在宜昌的人员物资绝大部分运完。

那么,卢作孚究竟拿出了什么样的法宝呢?

卢作孚决定:只有最重要的、最笨重的设备直接运重庆,其余所有次要和轻型的设备运到万县就卸货,然后等待转运。其余更无关紧要和更轻的设备,则再缩短一半航程,只运到奉节、巫山或巴东,留待他日转运。此外,还有一些物资,完全可以运进三峡就卸下,让轮船当天开回宜昌,装载下一趟物资。

卢作孚计划的核心,就是只要把物资和人员尽快运入川东地界即可。

川东一带,现在尽成渝地。

 

在长时间沉闷的平原飞行之后,CZ8102航班的翼下出现一片黛色的山峦,大片的云层覆盖其上,让那些沟壑纵横的大地在云间明明灭灭,我知道,那是默然耸 立对峙的巫山与大巴山,而拂尘一样拖弋其间的黄色线际,应该是目前正处在雨季的长江三峡……据说,这一壮观的景色,甚至让当年那些轰炸重庆的日本飞行员有写诗的冲动,尽管他们明白,他们要猎杀的对象就隐匿在这片大好河山里。

夔门成为一个民族最后、也是最结实的屏障。

当年卢作孚的船队,把一船船的物资与人员摆渡进夔门时,会不会长舒一口气?这片后来被史学界形容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土地,不仅山高林密,更是云山雾罩,每年的深秋至来年的暮春,重庆都处在多雾的状态中,这是卢作孚认定只要把东西和人拉进夔门就安全的第二个地理条件。

据说,重庆一年的平均雾日是104天,而有“世界雾都”之称的英国伦敦年平均雾日只有94天,“远东雾都”的日本东京也只有55天,重庆是名副其实的“雾都”——在后来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日子里,这一被称为“雾月”的104天,是重庆人感觉最诗意的时候,著名的“雾月公演”,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气候条件下拉开帷幕的。

到目前为止,史学界还在为当年国民政府为什么会选择重庆为陪都而争论不已。

的确,有大量的史料证明,国民政府在“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前,曾经正式宣布“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林森的国民政府和汪精卫的行政院甚至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已经西迁洛阳办公了。但是,在1937年11月19日南京沦陷前夕,国防最高会议为什么改弦易辙决定将国民政府迁移重庆呢?

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视长安为恨城。

类似说法显然并不可靠。改长安为重庆,的确是蒋介石的主意与坚持,但这是他在“西安事变”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的一个计划。1935年6月5日,蒋介石在成都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发了一封电报:“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需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望速派妥员来川筹备整理。”

这一指令的背景,是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应刘湘之邀飞抵重庆,一直住到这年的10月才返回南京。在此期间,蒋介石不仅参与了川政改革,成功将国民政府的控制势力渗透到了巴蜀,更通过对川、滇、黔西南诸地的实地考察,起念将陪都改定为重庆。

从他给俞大维的电报时间上看,这个念头来得快,定得也快。

重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的王康先生是一位当代大儒,一直以布衣身份致力于陪都文化的研究与建设,2001年,他与CCTV联合制作了电视系列片《重庆大轰炸》,这部纪录片描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抗战期间、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制空权方面完全丧失。

当年蒋介石应该对此有切肤之痛,他不能不考虑如何才能捱过日本空军的狂轰乱炸。

在重庆的老城区,类似渝中、沙坪坝和南坪,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大大小小的防空洞,有资料说,当时全市的防空洞有1800多个,这还不包括那些私人自家掏挖 的。民生公司的一位员工曾经回忆说,1940年底,卢作孚和他的家人住在沙坪坝小龙坎附近的下土湾,卢家在房子后面的岩壁凿了一个几米深的防空洞,敌机来了,全家就在里面藏身。

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大轰炸期间,日本空军出动九千多架次的飞机,对重庆实施轰炸218次,投弹11500枚以上。重庆死于轰炸者10000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分繁华地区被夷为废墟——这一惨烈与穷凶极恶的背后,是超过100万的外来者在重庆的暂住与流动,是钢铁、采矿和军工等重工业在重庆的正常运转,是四十多所高等院校的朗朗读书声和大批文化名流的风云际会……这一切,相当程度拜重庆多山、多雾、航运便利等地理因素所赐。

这应该是蒋介石当年力陈定重庆为陪都最有说服力的论据。

 

长江电工厂在铜元局的旧址,现在已是一块没有任何建筑物的荒地,从围墙上喷涂的广告来看,这片千亩以上的荒地现在的主人应该是一家叫“融侨”的地产公司,远处,铜元局的制高点上,“融侨半岛” 4个大字分别霸踞着4栋高层住宅的屋顶,这一姿态令人感觉可憎与可恶,处在重庆南岸区西北角的这一前突,能迫使西来东去的长江变南北涌流,面对资本的跋扈与嚣张,却只能默默承受。

我们的摄影师很绝望地问:一点老建筑物都没有了吗?

长江电工厂的老家属区还有残留,那些迟早要被城市化履带压为齑粉的陈年建筑,现在除了能为少量的居民提供栖身之处,更大的作用可能还是成为地方官员和地产开发商联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115年前,这里是清朝在西部最大的造币厂;80年前,这里是四川王刘湘军队最充沛的子弹来源地;1937年9月1日,国 民政府军委会直接领导的兵工署四川第一兵工厂在这里正式开工,这家随后又被更名为兵工署第20工厂的企业,在接下来的八年抗战中,成为后方最大的枪弹生产厂家;著名的红色小说《红岩》开头的那场火灾,就发生在1949年的这里,这家据说被重庆地下党领导着工人兄弟殊死从国民党手里保下的军工企业,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为在朝鲜战场上厮杀的中国军队供应军火……

岁月在这里真的已经无痕。

尽管重庆当地人喜欢说,(铜元局)20厂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企业,它不像重庆其他的兵工厂都是从下江搬迁来的——但事实上,它是1937年12月由卢作孚安排从芜湖登船的金陵兵工厂的一部分,被充实到了刚刚被国民政府接收的这一地方兵工厂。当年那些积压在宜昌码头的工厂设备和人员,现在如散兵坑里的士兵一样被安排沿长江和嘉陵江一字排开,有史料表明:中国战前兵器工业的重心是在东部,通过抗战时期兵器工业大迁移,中国多数兵工厂迁到了重庆,从而使重庆战时后方兵器工业中心地位宣告形成。

这些军工企业,在抗战结束后大部分都没有回迁,而是永远留在了重庆,到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时,重庆的军工企业被关停并改为五大兵工厂,它们分别是第20工厂、第21工厂重庆本部、第24工厂、第50工厂重庆本部和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第20工厂现在叫长江电工集团,已经从铜元局迁走,据说是 2200亩土地卖了5亿;第21工厂现在叫长安集团,是重庆最大的机械制造企业;第24工厂后来改名为重庆特殊钢厂,前几年被法院裁定为破产关门了;第 50工厂现在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的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据说以造炮为主,有重庆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家企业现在也是惨淡经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后来成为重庆钢铁厂,大渡口区沿长江一大片都是它的厂房。

还有一家第25厂,现在叫嘉陵集团,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而重庆另一家摩托制造大户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宣称自己的前身是汉阳兵工厂,尽管档案记录兵工署第1工厂(即汉阳兵工厂)在1946年9月“奉令结束”,3499名工人和291名职员被“资遣”。

这些军工企业,显然为日后重庆经济发展,播下了最重要的一批龙种。

 

王康说,“陪都”在重庆曾经是一个很忌讳的称号,因为国民政府认为四川尤其是重庆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做出的牺牲与贡献太大了,所以后来在还都南京时,明确重庆为中华民国永远之陪都——这一褒奖在随后的岁月中没有为重庆的发展带来半点好处。

2008年,重庆的地方网站上曾经风行过一篇文章,这篇署名“一哀”的《大城衰落的背后》披露说:

建国以后,中央对重庆发展的支持力度与重庆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不相匹配。直到1983年实行计划单列前,重庆的发展受到漠视。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 目,重庆只有重庆发电厂一项而已。重庆只在三线建设中,进行了兵器、船舶工业建设,适度建设了配套的机械工业。这个时期算是重庆受关注最大的一个阶段了。 再往后,重庆只是兴建了化纤工业,即四川维尼纶厂。

而与此同时,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得到共和国特殊重视。在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成都地区5项,成都因此奠定了四大电子工业基地地位。三五期间,国家在川西地区以成都为中心发展了航空工业。以后,又建设了当代中国装备级别最高的重型机器制造厂,兴建了一整套电站设备制造基地,以及核科研工业体系。

只要查阅一些相关资料,你会发现类似的披露并非空穴来风。

南京好歹还保全了一个省会的名份,而上个世纪80年代,重庆川中“第二城”的名份甚至有被绵阳、德阳等地逾越的趋势与可能。1984年12月,我从成都抵 达重庆时,对这个第一次光顾的山城的印象,居然和少年时读的《红岩》记忆相叠,朝天门码头的杂乱、陈旧与肮脏,宛若还是当年甫志高送江姐时的场景……

2004年7月,我在四川夹江采访时,听到这么一段故事。

隶属乐山的夹江县距峨眉山只有18公里,距乐山却有60多公里,处在两大世界遗产之间。这个县当时有“西部瓷都”的名号,因为那几年广东佛山的很多建筑陶瓷企业纷纷跑到夹江投资办厂。冶瓷涉及一个能源问题,佛山的那些建陶企业习惯性地采用重油和煤炭,这一生产方式随后被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组织问责,因为它们排放的废气和粉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乐山大佛和峨眉山的环境安全。

夹江所有的陶瓷企业被要求改烧天然气。

有一位老板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忧心忡忡,据其反映,他们用的天然气都是从重庆引过来的,当时重庆的天然气还是归中石化四川公司管辖,所以还有价格上的优惠; 但是他们听说重庆正在闹着要从四川分出去,成立中石化重庆分公司,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担心用气成本会大幅度提高,因为四川公司辖区内的天然气储量 70%都在重庆。

我至今都还记得那位老板的大实话:四川用重庆的气当然不会心疼,价格优惠也是崽卖爷田。

重庆在直辖之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坊间,一直都有“我们挣钱他们花钱”的抱怨。重庆人嘴里的那个“他们”,指的是成都。关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口水战,甚至至今绵延,重庆市《城市地理》杂志的刘东灵认为,根子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地域人格差异所致,而是因为在道统的旗帜下,行政区划这样的体制弊端被恶意放大,导致两座本在同一文化浸淫下的城市,因为种种待遇的不公而反目。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议。据说这项决议连标点符号在内只有196个字,但就是这196个字从此改变了这座著名山城的命运。

重庆再次被直辖,一条最为重要的理由就是三峡工程的上马。在120万三峡移民中,渝、万、涪三地占了102万,而当时的四川行政区域过大,人口太多,对该地区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指导有一定难度。为了保证三峡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推动川东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央政府需要选择一个城市担当 该区域的辐射源和支撑点。

2002年10月,我到重庆采访,那时,三峡工程正进入攻坚阶段,次年6月,就要开始蓄水发电。

尽管三峡工程给重庆辖区造成面积最大的水淹,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浩大的移民行动在此地演义,10万重庆人永远离开故土,远徙他乡……但我在重庆主城区采访时 见到的每一个重庆人,都认为自己所在的城市是三峡工程的最大受益者——重庆市的主城区距三峡工程坝址有600公里之遥,库区蓄水对这座城市的影响几乎可以 忽略不计,但工程上马给它带来的实惠却明明白白地泽及山城的市民。

记得抵达重庆的当晚,就有朋友将我们拉到新开辟的南滨路欣赏山城夜景,这位还在重庆大学就读的年轻市民,以一种毫不掩饰的自豪来表达对所居城市的满意。在随后的几天采访中,类似的夸耀在急性子的山城人身上随处可见,他们告诉那些外来客的,无非是路宽了,桥多了,楼高了,景美了……

2002年“两会”期间,我曾就重庆未来的发展趋势,采访了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

我记得当时他介绍说,重庆将在未来5年之内解决交通瓶颈问题,成为西南最大的航空港、铁路枢纽、长江航运中心和西南高速公路中心;重庆正在推进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发展战略,进行600平方公里的主城区改造、2500平方公里的都市圈的建设和8万平方公里的小城镇建设;未来10年内,重庆的城区面积将翻一倍,每年将有50万至60万的农村人口城市化,一个国际大都会、国内大城市、中心城市、县城和镇的五级城市群将在西南形成。

8年过去了,黄奇帆已经是重庆市市长了,他当时所描绘的蓝图正逐渐成为现实。

有社会学家指出,其实城市并不只是意味着提供一系列如街道、高楼、照明、市内公共交通、通讯以及学校、医院、法院和警察局等各种市政设施,更确切地说,城 市应该是精神的寄托物,某种习俗与传统的载体,它深入到那些使其得以形成的人们的生命进程之中,它是自然的产物,更应该是人性的产物。

我们注意到,重庆一直在借三峡开发的东风加速枢纽重庆概念的实现,努力打造西南国际大都会;但我们也同时注意到在其主城区风起云涌的造城运动,使这座山城 原有的城市构造特色迅速同质化——站在解放碑中央商务区,你很容易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其街景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成都的春熙路大致相同。

我们的摄影师跑到一个叫十八梯的地方拍摄重庆目前仅存的吊脚楼群,立刻就有市民过来告诉记者,这里马上就要拆除了。

就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而言,迫切大都会化的重庆在保留自己独有的文化特色方面表现得乏善可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体现商业社会对城市的理解与演绎方面,直辖后的重庆则表现得酣畅淋漓:曾经万家灯火的长江码头,现在已成功脱胎为霓虹闪烁的西南大都会。

记得那次采访结束时,我离开重庆的那天,当地媒体正在大肆炒作一家即将开业的国际知名品牌超市,他们告诉市民:从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规律看,居住区与郊区城镇商业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综合竞争能力的重要参数。

(选自《锦绣》杂志2010年8月号,有更多有关重庆文章及精美图片。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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