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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杂志

国家商业地理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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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我不认为湖湘文化是多么美丽的东西  

2011-07-02 12:47:18|  分类: 读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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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邹波、刘君

 

孟泽: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中国历史狂士》、《无我有我之境》、《两歧的诗学》、《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等。

他看起来很像前卫艺术家:长发、蓄胡,讲话温文有礼,而他真实的身份是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授,殿堂之内侃侃而谈中西艺术的差别。而在媒体上,他又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关注长沙的地域文化,也留意政府与民间的互动。在某种程度上,他延续了这座城市八十年代的精神脉络。

《锦绣》:在长沙,就连许多商店牌子上写的都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作为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你觉得“湖湘文化”包含了哪些东西?

孟泽:其实我不认为湖湘文化是多么美丽的一块东西,它有很多层面,比如说岳麓山,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线索,它是从一个纯粹思想的角度来说的。湖湘文化里面还有一个政治学的传统。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湖南人在权术方面并没有太多的理论,应该说,他们做事情根据勇气和血性,这个很重要。血性和勇气,他并不是一个现代的东西,与那种理性并不是完全对接的,里面甚至有一些野蛮的东西,当然野蛮这个词打个引号,或者叫“霸蛮”。

《锦绣》:是一种原始思维?

孟泽:原始思维,还有原始的活力、生命力,没有被所谓文明所戕害过,没吸过鸦片。这个野性,是水土本身生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封闭带来相对的完整和独立。从时间上讲,“湖湘文化”更多在近代生发,跟现代的这种理性或者商业伦理有很大区别。在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人的这种精神能够显得很卓越;但在一个理性的和平年代,也可能会变得匪气。生命力旺盛的人,也许不讲规矩,也不会去借权术的那套东西来引导他,真正支撑他走得远的,还是那种内在的生命力。给他什么主意,他都能燃烧起来。

《锦绣》:这些多面性的东西是不是与与湖南的地理结构有关系?

孟泽:湖湘地理不是一元结构,至少是二元。我们刚才讲的一脉,是湘西、湘南、湘中三区,丘陵地区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面人的野性。而商业伦理发育比较好的是洞庭湖这一带,那里是平原,有资源,有贸易,包括基督教等这些信仰,最早也在这里出现,也是商业培养出来的。长沙现在这种状态当然跟这两元有关系。

《锦绣》:这种结构还有延续吗?还是说中断了?

孟泽:怎么说呢,相对于武汉、南京这些城市,长沙的历史没那么丰厚,它很长时间以来都是流放之地,当年贾谊到这里也是来受罪的。但这里保持有一种原生态的水土。边疆的不毛之地,往往容易嫁接出新的品种来。湖南在近代的崛起,很容易用美国的发展来类比,就是一种文明,嫁接到原来什么都没有的水土上,反而生长得很好。但是这个过程里面需要增加很多现代元素。回归到湖南,总体上这种商业竞争和商业伦理还是弱。湖南人的出路,原来从很世俗的角度说,要么当官,要么当兵——这是曾国藩时代的逻辑,侧面说明那时商业并不发达。但是这种不影响它后来发展为商业社会,而“官和兵”这些强势的东西,还是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

《锦绣》:许多人经商后还是回归到当官上,这是否是“官本位”意识的体现?

孟泽:中国人都这样。有一定财富,没有一定的权利,好像有点不爽、不体面,像个土财主。当个什么官,把自己洗清了,就提到台面上来了,这其实是中国文化中很龌龊的东西,就是不认为仕途以外的任何成功是成功的。一个学生跟我说,他在广东天河区工作,有天看一本书,梁知超写的,遇到位老先生,那个老先生就说:你是湖南人吧,广州人现在不看这个。

《锦绣》:你现在也比较关注一些权利话题,比如说民间对政府权力的监督。

孟泽:对,我觉得中国这个社会转型,离不开这个点,绕不过去。这种“权力本位”或“官本位”的文化死结一定要解开,不然中国现代化没戏,一点戏都没有。别看现在起很多高楼,这楼一点意义都没有。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比日本人大多了,轮船动力比日本大多了,你打不过人家,因为现代化是和制度和价值相关的东西,这两个东西不变,器物的变化一点意义没有。但是说到体制,就有两点,一个属于冒犯,另外思想也不可控,知识分子转来转去还是回归到整个国民价值理想的改善,回到鲁迅当年做的事情。确实就是这样,你有什么样的价值理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的现实是我们原来那一辈人,或者说我们父辈的价值理想实现的结果。他们的价值理想真的实现了。现在我们要实现的理想到底什么样?这出现了混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双重身份那种分裂,因为你又想批判社会,又必须保卫这个社会。

《锦绣》:这种“官本位”的文化,现在也被冲淡了,人们也开始关注起别的东西了。

孟泽:其实从开始就不一样了,长沙这种城市里面比较多元的精神原本就对很多公共话题有着关注。只是没有载体和平台,以前人们只知道领导今天在干什么,还有春天来了要播种,秋天来了要收割什么的。现在就产生了很多诉求,因为酒吧来了,娱乐节目来了。包括现在《潇湘晨报》让老百姓知道保护老房子很有意义,人们就开始关注长沙老街和老建筑,这个东西本来市民就关注和喜欢。长沙并不缺少市民文化和有文化的市民。

《锦绣》:这家报纸所属的集团已经上市了,相对其他城市媒体而言,算是比较成功的一家。

孟泽:对,晨报老板龚曙光是大学老师出身,做过多年的文学刊物,后来又下海。这个人很能干、有思想、有激情,反正是一个真正做事的人,体现出湖南人的闯劲儿。

一个媒体做得好,一定要有“文学青年”,那种有激情、语言又漂亮的人。文学青年给报纸带来很大的活力。要让这个报纸看着舒服,必须是这种,因为他们能感觉到最前沿的动态,又敢于表达。龚晓跃就是龚曙光请过来的,他是个比较感性的人,不知道风不风流,才子肯定是。有担当,没有太多遮遮掩掩,老板能够容纳这种人,很不容易。

当然,晨报集团不是民营,而是靠出版局这个系统,跟出版捆在一起上市的。我觉得这是好事。有庙就会有和尚。有平台自然就会有一些人来发挥,把底层的东西传播出来。

《锦绣》:长沙市民的生活趣味是不是跟媒体出版行业的主导有很大关系?

孟泽:也谈不上很绝对的关系,媒体至少构成了一个风景。长沙这个报系出现,让市井生活里面有一个族群跟着他,受他的影响,但整体的市井生活受影响还谈不上,市井有他自己的逻辑,首先还是赚钱这些功利性的、保证欲望的东西。

湖南的出版业有“敢为天下先”的姿态。钟叔河八十年代出过批判中国人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勇气,而是湖南知识分子的道义感。跟钟叔河一起坐过牢的有研究鲁迅的朱正先生。翻译家杨德裕,也都是他们那一代人。包括我的老师、诗人彭燕郊——他的地位是被严重低估的,他三十年代末参加新四军,建国前夕参加过第一次文代会,老人家八九十岁说话,三个小时里一句重复的话都没有。刚才说的都是人瑞,一个城市里面要有这种人瑞。

钟先生他们,湖南八十年代时曾在出版和文化界引领潮流,现在龚曙光通过媒体来行动。互相彰显,后人如果没做起来,老先生前面做的功绩也都没有了,幸好后面也做起来,精神气质跟前面有些相似,把八十年代的功绩也烘托出来了,就显得这个脉络还是延续下来。

(选自《锦绣》杂志2011年7月号,更多长沙人物专访——王跃文、何立伟、何真临等等——见本期专题“长沙:幻象与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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