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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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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伟:长沙就是“快乐大本营”  

2011-07-03 15:57:12|  分类: 读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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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伟,长沙市文联主席。代表作有《小城无故事》、《白色鸟》、《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大号叫人民》等,另有《何立伟漫画与戏语》、《失眠的星光》、《情文情画》等漫画集。

我们和何立伟约在白沙井附近的白沙源茶楼。关于白沙井,《长沙府志》记载到:“白沙井,县东南二里,井仅尺许,清香甘美,通城官民汲之不竭,长沙第一泉。”井边绿树葱茏,有许多人提壶汲泉水,煮饭或煮茶。住在附近的何立伟曾以此为原点缓缓展开热闹而又宁静的“长沙岁月”。事隔多年,我们期待的是另一种叙述。

 

《锦绣》:白沙井这个地方,特别有老长沙的生活气息。

何立伟:白沙井可以说是长沙的一个源头。古井的斜对面是“长沙简牍博物馆”。博物馆过去三四百米是天心古阁。古井背后是新世纪体育中心。我以前读的浏正街小学也离这不远。这里不仅有长沙城的记忆,也有我个人的许多记忆。

《锦绣》:在这里感到生活节奏很慢,抽烟、喝茶、打牌……这是长沙人娱乐生活的写照吗?

何立伟:长沙是一个市井社会,你们看到的这些,算是典型的长沙人的生活。慢节奏,其实是农耕社会传递下来的,它还带有一种封闭性。但是在封闭的文化里面,民俗民风又有一种热烈、开放的东西。所以长沙的娱乐产业能够领先全国,再往深处说,“湖湘文化”有一个传统,就是以个人的力量来改变大格局。娱乐产业的领头人,基本上也具有这种秉性。比如说,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是以新闻立台,但是湖南卫视就要改变,以娱乐立台。我宁可自己做,不和你们在一张桌上玩游戏,你们这个游戏规则我受不了,我搞自己的一套。

《锦绣》:长沙文学届有没有这种心态?

何立伟:八十年代都是这样的,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两个是湖南人,历届全国优秀小说奖基本上都有湖南人。而当初湖南的出版业,根本就是籍籍无名。湖南人的好作品,在本地发不出来。像韩少功的作品,曾被湖南文学退稿,后来在人民文学发出来的,省级刊物退稿,国家级刊物发出来,而且全国得奖,当初湖南人包括文化意识、生活意识都很保守。

《锦绣》:您说的保守是指大众,或者是一个更整体的氛围?

何立伟:整体,但是人群里面有优秀分子。“湖湘文化”有两个极端,其中高端的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精英,铁肩担道义、兼济天下的那种人物。当然沈从文是另外一种类型。他是一个纯粹文人,和政治意识和经邦济世的怀抱没有关联。

湖南文学也是多样化的,爱政治的人搞文学可能就是政治倾向很浓的,也有那种纯艺术的,对文化有特别深的追求的,比方说像韩少功,他通过词,从语言这个很小的切口探进去,把地域文化怎样制约人的生活,这些东西表达出来。像我比较喜欢比较诗意的、唯美的东西——文学没趋同的东西。现在的商业文学是趋同的,商业不展示个性,个性要淹没的。商业文化在消解很多东西,你再到凤凰去看,人潮如织这是次要的,关键是改变了所有人的心态。

《锦绣》:在现代商业化背景下,长沙悠闲自得的氛围,给人一种乡村的情调,它源自哪里?

何立伟:其实这种生活就是农耕时代过来的,本身就是农耕时期的生活习惯,懒懒散散的,农事忙的时候才做事,闲下来就找找乐子。现在就是这样,人只有干活挣钱的时候是认真的,一闲下来就是吊儿郎当的、快活的,而且呼朋引友,常常过群体生活的,反而像北京这种大都市的人更封闭一些,因为更多以个体为主。长沙就是熟人社会、群体社会、人际网络社会。要不家族,要不同乡,这种人际关系就是农耕社会的人际关系。

八十年代的湖南还非常农民。我当过工人,而且很留恋工厂生活,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很纯粹的。那时工人很多,市民社会中工人的比例也不小,既使如此,整个社会还是属于农耕社会。人渗透在这种文化里面,离开了工厂里面的局部气候,一散开就被淹没。

《锦绣》:你现在在长沙还能感觉到这种封闭性吗?

何立伟:互联网时代,像这种省会城市你说它封闭说不过去。但市井文化里面还有很浓的农耕时代痕迹,拉拉扯扯、吃吃喝喝、嘻嘻哈哈、打打闹闹,都成了地方民性和民风了,很难改变。在北京生活的长沙人,过的是一种很现代的生活,但是一回来马上就被同学、朋友包围,长沙就是一个染缸,它的颜色决定了个体的颜色,你很难有意识,你有意识就是太另类了,就会很不合群,很痛苦。你排斥所有的人,所有人也排斥你。

同时几条地铁在修,东西向的城区和街道都有过山隧道,速度在改变人的生活,但这种建设不会改变长沙人慢生活的节奏。或者是渐变,一种不宜察觉的改变。长沙人性格是很顽固的,就像爱吃辣椒的口味一样。

《锦绣》:在这种市井生活中,消费和娱乐的兴起似乎很容易理解了。

何立伟:长沙娱乐消费很发达。歌厅文化在全国首屈一指,任何城市都没有长沙这么火,包括北京、武汉很多夜总会的主持人都是湖南过去的。附近的田汉大剧院,365天只有初一到初五休息,360天几乎场场爆满,秦岛也是一样的。但本土市民在里面消费的很少,票价不便宜,基本上都是外地人到长沙,本土人带着他们看看、吃饭,吃了饭以后洗个脚或者做个脸,然后去剧院看戏,看完戏吃宵夜,一直到天亮。北京有个朋友来到长沙,说长沙就是“快乐大本营”,夜夜笙歌,通宵达旦。满街都是洗脚城,北京首都,长沙是“脚都”。

长沙聚会,没有谁坐在家里,而是一边洗脚,一边享受地躺着,喝茶聊天,一起去吃宵夜。这种群体性的形式当然能推动娱乐消费。

《锦绣》: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已经有了贫富悬殊的因素进来了,它会产生破坏吗?

何立伟:贫富差距使人的心理变得非常微妙。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学同学聚会聚不起来了,很多人不愿意参加,就是因为贫富悬殊很大,大部分人混的不好。工人都处在一种吃低保,拿很低退休金的生活;我的小学同学中也有亿万富翁,大家坐在一起气场就不对了,哪怕富豪作出低调的姿态,但是大家心理上还是有距离的,装不会取消你有的东西。所以现在这种聚会都是一个阶层,经济上是一个阶级的,消费水准也是一致的。况且,整个中国社会都有仇富和仇官的心理,任何一个混的不好的人,看到混得好的人,他气就不打一处来。

《锦绣》:你在《长沙岁月》这篇文章中说,如果用一种声音来概括对长沙的印象,那就是花鼓戏的声音,为什么这么说?

何立伟:喧腾,花鼓戏就有这个特点。其实湖南的地方戏有两个代表,一个是花鼓戏,一台戏从头热闹到尾;然后就是湘剧高腔,你注意在街上听,任何人说话都是高腔,很能反映一个地方的民性和文化性格。还有“弹丝浪”,我在湖南一中的校友谭盾,回来采访的时候就对这个很感兴趣。这是长沙的“土话”,就是人死之后的吹拉弹唱。唢呐、笛子、锣鼓、梆子都有,通宵达旦的闹,一闹好几个晚上。长沙的红白喜事都讲究热闹。就是没有悲气,白也是喜事,“白喜事”,不称为“悲事”。悲绝不是城市主调,短暂的悲情之后,它就重新格式化。

《锦绣》:湖南卫视的娱乐节目,是否就是以长沙这种本土文化为依托的?

嘉宾:对,你比如汪涵主持那个“越策越开心”,它为什么收视率那么高?长沙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看?除了有方言的亲和力之外,它符合长沙人的性格,长沙人就喜欢那么热闹的节目。“策”不是湖南卫视发明的新词,在长沙话里就是耍贫舌、过嘴巴瘾以及打口水战的意思,但又不是有敌意的口水站,而是一种很亲昵的调侃。你来我往,频率很快。这就像拉锯,说话就是耍短锯的节奏。

所以这个节目是扎根于本土文化的。长沙人没有很高级的幽默,就是一种市井的滑稽。过去有滑稽戏,逗大家笑,还没有上升到幽默。中国文化里面缺少幽默,但是有一种民间的滑稽,一种土幽默,档次不高的幽默——但是你一定会喜欢,因为除了说,它还有表演,说一下还要唱一下,等一下还要模仿一下什么。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很快把人逗乐了。

(选自《锦绣》杂志2011年7月号,邹波、刘君采访,更多长沙人物专访见本期专题“长沙,幻象与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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