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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杂志

国家商业地理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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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有时候我觉得我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2011-07-03 16:02: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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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小说家,湖南溆浦人。著有《国画》、《西江月》、《官场春秋》、《梅次故事》等,人称“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

王跃文的故乡溆浦,曾经是屈原的流放地之一,山高林密、两岸猿声的繁芜气象,如今已无迹可寻。王跃文从这里踏上仕途,许多年过去,在被“分流”出官场之后,他还是时常梦到故乡。童年时玩过的一场游戏,梦醒后忽然有了指向性的寓意。

 

《锦绣》:你现在“官场文学”创作是否和个人经历有关?

王跃文:是这样。我大学毕业后,就在溆浦县政府工作了八年,然后到怀化市政府工作两年,再到省政府工作了九年,2000年的时候出来,就到了作家协会。

我是一个做人、做事很认真的人。在机关里面工作,觉得很辛苦很累,官场的氛围,特别是到省政府以后那种感觉,跟自己的青少年的理想相差太大。我个人过去也想做官,想把官做大以后干点什么事情。后来我明白,即使做官也未必能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干事情,而要想做成官,很多时候功夫在事外。所以,大概在省政府工作三、四年之后,我心里就完全放弃了做官的愿望,转而写作,把政府的工作当做就业。

26岁左右,我在县里面是最年轻的所谓科局级干部,一直做了十几年,到从省政府出来的时候还是这样。别人一看就知道,就是因为我写这样的小说。

《锦绣》:这和写作有关吗?还是有其他原因?

王跃文:肯定是有关的。因为我没有任何背景,在官场里面就自己,一路走来,就是因为官样文章写得还不错。在县、市里,同事、包括领导都觉得小王不错,文章写得好,还能写小说,是个才子;省政府是另外一个官场了,个个都是太极高手。有些领导他会当着别人的面说,这个人很有才,文笔不错,事实上就是不可能提拔你。

后来我才发现,光做事还不够,工作之外你写小说,还写所谓的“官场小说”,受重用几乎是不可能的。1999年《国画》出版是一个直接的原因。当时领导没什么反应。后来,省政府进行改革,分流人员。领导找我谈话,我就说如果是分流就不要谈了。他问为什么,我说知道自己因为什么原因被分流,但是这个理由你们不会承认,所以就不要谈了。

当时可能被分流的人有几种:年龄大的、学历低的、工作能力欠缺或者不太适合这个岗位的。我当时就是34、35岁,那些条件都具备,自认为还是很能干的。结果被分流了。被分流后,长沙民间有一个段子:湖南省的改革,分流了一个作家王跃文,撤销了一个机构,就是把农村工作部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合在一起,取得巨大成就。

《锦绣》:你没有事外的心机,小说中那些官场细节是怎么捕捉到的?

王跃文:应该说小说当中所有的细节,包括情节肯定是虚构的,但是虚构也来自于生活的观察和体会。我在小说里面,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有真正的可以一对一的原型。如果说有自己的话,那么就是中间的价值判断。那些东西肯定是自己的,包括有些人物的心理。有的时候,作家写来写去是写自己,这个东西确实是那么回事。

《国画》里有一个故事,原原本本来源于现实生活。就是把省缩小成一个市。说有一个地方发大水,市长到下面视察情况,当地政府组织一些老百姓修复河堤。现在农村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很难。但没办法,为了做给领导看,还是要拉一些人去……

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当时我们的一个省长,去了灾区以后,看到一位七十多岁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挑土,就问:“老人家你多大年纪了?”“我七十了,感谢党,感谢政府……”这位省长被感动的不得了,随便走到哪都说:我到哪个县的时候碰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也积极参与修复河堤,而且只有两句话:感谢党,感谢政府!同志们,多好的群众啊!其实,那个老太太是个疯子,当时当地所有领导们都快吓坏了。

这是惟一一个真实的情景,我把它放进去了,其他的全部是虚构。

《锦绣》:你的这种“官场文学”,是否和湖南的文化环境有关系?

王跃文:其实整个湖南整个文学,从八十年代开始,不管在流派上怎么去说,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包括何立伟,最早获奖的短篇《白色鸟》,写得很优雅,对政治的感觉好像轻描淡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写的文革,就是写的政治。非常举重若轻的一个角度。他后来那个《八九点钟的太阳》,也是对文革的一种记忆。我个人认为都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政治指向的。甚至我们说到我们的历史小说,写曾国藩什么的,本质上也是官场。写的是更大的官场。

《锦绣》:那么,在你白描官场的荒诞现实的时候,是否还有一种理想主义成分?就像你当年试图想通过做官来做一些事情那样。

王跃文:文学观可能就是我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我写的那些东西,有些人说太灰暗或者怎么样,我说,我不愿意去虚构理想,虚构理想、虚构光明这种伪现实主义的东西是非常有害的。我不愿意给人一个茶余饭后的话柄。

假如要问文学是什么,可能一千个作家有一千个答案,但是我觉得文学就是一种思考方式,就是人类思考生活,思考历史形态,思考社会,甚至思考自然的一个方式,而这个思考跟一些自然科学的思考可能差别在哪,文学的思考可以有答案,有时候未必需要答案,提问、思考本身就是他的意义所在。比如屈原的天问,提了17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锦绣》:至少你小说中做出的姿态是清醒的,心里是有答案的。

王跃文:我在作品中怀着一种积极的态度,哪怕批判、揭露都是积极的。但是我本人,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内,是比较悲观的。我们这个社会在回避很多问题,甚至为自己护短,你只要出什么问题,去采访,他第一时间就是辟谣,然后随着事情的调查深入,证明他是撒谎,就是一次一次的撒谎,让我们政府的公信力失去了。所以现在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政府一出来说,大家都朝相反的方向去理解,比方说日本地震以后,马上全国抢盐,这就是个笑话。

《锦绣》:跳出小说,在现实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王跃文:我曾经在一个长篇小说里面写了一个意象,主人公突然被调走,这时他产生一种幻觉,感觉周围这个世界被罩在一个玻璃罩里,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走、观看。这种感觉,其实就是我内心的感觉,有时候我觉得我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整个被玻璃罩罩在外面,隔离了。后来越是写作,就越有意无意之间形成这么一种职业心理,也是在观察,跟他们一起打交道说话的时候,他们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锦绣》:是来自职业习惯呢,还是跟你某段生活经历有关系?

王跃文:我觉得跟经历有关。我还做过一些很荒诞的梦。有次,我梦见小时候玩过一个真实的游戏。当时我们大队书记的儿子,是我们的孩子王,他是团长,但我是副团长。我梦见他像电影里面看到的首长,拍着我的肩膀说,王跃文我派你后方去搞地下工程。然后提拔他的弟弟当副团长。我非常忠诚地一个立正:好,然后就把我自己削的木手枪就放在他的手里,他把枪给他的弟弟。然后我就走了,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在乡村里面那种弥漫着猪屎味的巷子里面转来转去,听到远方他们在那里玩打仗:冲啊!

我突然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其实这是不要我玩了,从游戏场里面跳出来以后,我就醒了,然后大笑。老婆问我笑什么,我说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被组织上抛弃了。但是后来我反过来一想,如果我回去,我说我自己跳出游戏了,不玩了,问他们要那把枪,而他们仍然在游戏场里面,肯定把我作为叛徒,或者说不服从命令的人抓起来。

《锦绣》:这是清醒之后的假设吗?

王跃文:对。我想,说不定他们会按照游戏的做法把我捆起来,打一顿,哪怕他知道他打你是真的,游戏是假的。这个联想就跟现实有关,比方说我们第一次政治运动都是打着很堂皇的旗号,你对我有意见,好,“反右”来了,整死你。

做这个梦是非常偶然的。这个梦确实是还原我童年的一个游戏,其实就是个回忆。因为我小时候就叛逆,一大群孩子玩,突然一下不合群了,我觉得长大工作以后就有和人疏离的这种倾向,想逃离,或者想往孤僻或者是疏离的这种主动的愿望。有时候,还是觉得是被抛弃,什么都没做,人家就把你“分流”了。

《锦绣》:清醒后,流放者归来,流放者想归来,发现游戏还在继续,就越发觉得荒诞了。

王跃文:所以说,自古以来所谓的湖南文学,经常会讲到一个流寓的主题,像李白、杜甫、秦观……这么一大批人曾经到过这里,在这里留下一些什么诗篇。他们都远去了,而我在这里,在深层意识中,还是一个流放状态,面临着流放与归来的选择。

(选自《锦绣》杂志2011年7月号,邹波、刘君采访,更多长沙人物专访见本期专题“长沙,幻象与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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