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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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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静:跟着何伟看中国  

2011-07-05 21:42:27|  分类: CHINA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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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伟在三峡

       

       撰文:柴静

 

1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像外国人一样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暏。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

他写,“任静要出去打工,妈妈有点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门口,求她留下来,说她太小了,姑娘什么也不说,也不看她母亲,那女人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孩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着‘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她转过身,慢慢穿过马路,大声哭喊着。

她一走开,女孩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接下来一个小时,母亲和女儿站在街道的各一边,哭泣 着,她们都很生气,不跟对方说话,不看对方一眼,可母亲还是不愿意离开。

姐姐来了,隔着路给妹妹传口信:“她叫你当心。”

十六岁的女孩回了一句:“告诉她,我不会有事的。”

五分钟后,姐姐说,“她哭了,她是真想让你留下来。”

女孩口气很硬,“今天晚上一到那边,我就给她电话。”

工人们装好了车。她终于爬了上去。最后,母亲眼看着所有的哀求都无济于事,就送过来两百块钱。站在那儿看着车消失,泪水从脸上落下来。

另一对姐妹也在这个车上,来送的是父亲,没有拥抱,没有伤感,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问题,“衣服要暖和,天气凉了,不注意要生病,生病了又得花钱买药,要穿暖和,好吧?”说完这些,转身大步走了。

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2

何伟在1990年代来到中国,生活在小城市,一个美国人想在中国默默观看什么事而不成为被注意的焦点,会有多难。但看看他写的清明这天的中国:

早上杏花落了一地,像春天的暴雪……几个男人在土坟前转,“这儿埋的是我爷爷”。

“才不是呢。”

“我觉得是。”

“瞎说,那是你爸的大哥。”

何伟写,“他们很少提到人的名字,只提跟某人的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细节,没有具体的记忆。”

其中一个坟墓是新的,是一个前两年刚搬到城里的老头儿,坟上新鲜的泥土堆得很高,何伟拿起一把铲子,给土堆上填了一点土。“有人拿起一沓冥币,点了起来。另一个人拿了一支香烟,插在坟头上,香烟笔直地竖立着,几个人退后一步,看着这土坟,议论两句。
“他实际根本没抽过红梅。”

“对,贵得很,他原来都抽黑菊花。”

“现在买不着了,80年代的时候流行。”

这是人们提到的惟一与死者有关的细节。站了一会儿,魏说,“好,走吧。”

其中一个转头看了看,“烟没事吧。”

“没事儿。”

他们几个人顺着那条之字小路,下到了沟谷里,地上是杏花花瓣,高音喇叭里正在播送一年一度禁止上坟烧纸的通知。一行人回到地里干起活儿来。

这个拎着沾着土的铁锹的美国人,看到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

 

3

何伟在美国的时候叫彼得海斯勒,他在小学校里讲中国,让小孩子提问,孩子问,“中国父母杀掉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

他在中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涪陵教书的时候,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

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要讲清楚那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4

他笔下的中国具体而细微。

他写姓魏的农民一家。这个荒僻的小村子2003年开始多了游客的生意,老魏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三万元,比前一年多了百分五十,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

男人原来只是偶尔抽只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

他不断地担心钱的问题,他买了一双三十多块钱的“意大利”牌皮鞋,鞋盒子摆在很显眼的位置上,还有一件人造皮的夹克,离开村里去县城的时候就穿上。“中华烟”很管用,能帮他拉到生意。

男人入了党之后应酬变得多起来了,晚饭后,女人打电话给男人,接电话是别的人,她听了一会儿,突然变得不耐烦起来,“他喝醉了,是不是?那他晚上还回不回来?叫他给我电话。”

她坐在饭桌旁沉思了一个小时,孩子好像没看见。

后来电话响了,她挪到另一个屋子里接,“你晚上必须回来!”她声音很严厉,“听见没有?今天晚上一定要回来!”

何伟出门的时候,发现男人已经回来了,喝醉了,倒在墙边上。

女人也想跟男人一样试试自我发展,她把自己做的玉米粉条送到城里卖,挨家挨户推销,但她不会抽烟,也不会喝酒,没有“关系”,只好退回到这个孤独的村庄里。

后来她的口头禅成了“我管不了”,她对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不看不听,用这种淡漠的态度来作消极的反抗。但人的心里是受不了什么都没有的,所以她信了佛教,因为她听城里来旅游的人总谈起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对一个人该怎么生活,他们有主张”。她在靠墙的地方放了两张桌子,上面铺了黄色绸布,摆了两尊佛像,还有三个桔子,五个苹果,三杯白酒。她觉得自己平静一点了。

隔着几米远,就是她丈夫泡着刚杀的野猪幼仔的白酒坛。

男人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惟一看过三十几本法律书的人,一心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暗地张罗。书记是个女同志,请他吃饭,不明说,但意思谁都明白了——“你要是不争,等我卸任了就是你的”。但他不打算退,觉得书记在征地上的事让村民不满,他的胜算还挺大,竞选前镇里的领导来开了一个会,什么都没说,只是表扬了一下在任书记,然后让党员表态,轮到他,他心里已经挺清楚了,说了句“干得不错”,就坐下了。

他从政的经历就此失败,在此前一个算命先生对他说过“你绝对不要介入政治”,这事之后,他找了开天眼的人,把天井重新翻修了一下,这是他学到的又一样东西,“他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了”。

何伟写下这些,他说,“西方的报纸上总是着眼于中国的巨大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上,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处在不同的世界里,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世界站稳根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5

何伟不是记者,一开始也不是作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199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坐着火车到处旅行,经过北京,原来打算待一周,决定留下来,是因为这里的人“比较活泼”。

27岁时他作为志愿者来到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你几乎看不到什么外国人,我喜欢这种挑战。我也喜欢长江和那里的风光。涪陵比四川中部更加多山,我喜欢在那里跑步或者远足。”

他没学过中文,不是任何媒体的记者,“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2001年他申请了驾照在中国漫游,租了一辆北京产的切诺基沿长城行驶。外国人租车是不能离开北京的,不过他已经学会了小小的违规,如果车撞坏了,租车的人会拿出一张“美中拖拉机协会”的空白介绍信算作他的单位。

他不能在车上带GPS,害怕在西部被当成干测绘勾当的外国人。他在小旅馆住宿有时会被上报给警察局。晚上他住在土路上,午夜帐篷突然被照得通明,他猛地坐起,以为是驶近的车灯,拉开门帘,才意识到是圆月升上地平线,他在月光里“静静地坐着,等待恐惧平复下来”。

他后来在长城脚下一个偏远的小村子里生活下来,租住在魏家,墙上是《还珠格格》的海报,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的大幅画像,“生双胞胎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惟一可以合法拥有两个孩子的方式,其实就连这张像上的双胞胎也不是真正的,只是一张复印了一份,反着放在一起。”茅房里两块石板中间留着小缝算是蹲坑,晚上睡觉他听到老鼠在墙上跑动,“每当月圆的时候,这些家伙尤其活跃,在那样的夜晚,我能够听见它们把核桃滚到屋顶的秘密仓库里藏起来”。

自从他租住在三岔村后,村子里叫“搅屎棍”的人向警察告发他。他知道“警察只是不想有麻烦”,他找出法律条文,主动去拜访了警察,中秋送了月饼,春节送了水果,终于有一天警察对“搅屎棍”说,“别作无用功了”。

 

6

写这个村子不是他的本意,只是生活从人身上流过,一开始只是细流,后来漫溢成河,回转盘旋,他不由得要对它观察。

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喜欢跟他打闹,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学之后,学校里没有零食,也吃不太饱,但一回到家,都是来旅游的城市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电视,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对农村的人来说,“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电视不看就浪费了”。

孩子肚子已经有点滚圆,腿上长出赘肉,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伟希望他能多吃点水果,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顺气”。她打量着儿子,挺满意,“他现在有点像城里孩子了”。

何伟写,“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本书的主题鲜明如刀,就是中国农村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何伟并不是从写“史诗”的雄心出发的,这只是生活的潮水落下去之后,自己裸露出来的主题。

 

7

他的书被称作“非虚构”写作的典范,但他不太喜欢被归类,“‘非虚构’我也觉得是个很奇怪的词,它不是说这东西‘是什么’,而是说它‘不是什么’。我觉得分类并不重要,哪怕我的书被分为旅游书它也是有特点的”。

他默默无闻写了很久之后才成为《纽约客》的作者,他没有学过新闻学,也没有捆在身上的荆棘,“我写作的领域由我个人的兴趣而不是出版商或者编辑决定,我愿意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有真正的决定权,这对我非常重要。”这种独立性让他更像一个作家而不是记者。编辑有时会要求他去采访某一个热点事件,他说了句让中国新闻人会莞尔一笑的话——“我能顶住”。

他也不回避自己在生活里的参与。在三岔村,小孩子得了血液病要输血。何伟认为血源不安全,但他最后也没争过那里的医生。争执之后,他写,“我坐了辆出租车回到家,洗了个澡,一个人吃了晚饭。夜里,我感到一阵麻木。一刹那间,我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坐了起来,感到十分的无助,竟至无法呼吸。”

用连清川的话说,“如果你要了解当下中国的真实生态,你就必须有这种窒息的体验。”

他在书里也诚实地写下不愉快的事情,一个擦皮鞋的男人欺负他是外国人,他们大吵,几乎动起手来。

给他校对的美国朋友说,“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当地一个女孩却写信给他说,这个细节让她接受和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人被自己曾经厌烦的东西捕获时的悲哀”。

何伟并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他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

 

8

何伟经常被问,“中国的政治下一步会怎么改变?”他说这种问题特别难回答,“实际上对于我来说不是太重要,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关心的只是今天他们怎么想。”只不过,他说,在不到十年的时候里,“所有人都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也都改变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每个人都在剧烈地变化,反复摇摆,有时自行其是,有时候被裹胁而去。

他很少对这些人评判,但有一个细节除外。

六岁的魏嘉经常感冒,他父亲的反应是把名字改掉。嘉这个字有十四划,不吉利。计算机分析说五行中缺水-----何伟说,“我在中国认识的人基本上都缺水”。计算机给的方案是“淞”。

改完名字之后,孩子总是一言不发,大人问好几遍,他回答“不好”。有什么不好,他不给理由,也没提出另做选择。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生气也没冲着他妈吼叫,他的反应只是一句“不好”,这两个字还是自言自语说出来的,时间慢慢过去,这种克制态度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体,当中有无能为力,也透露些许力量。他爸爸无法明白哪儿“不好”,很快就懊恼不已。

对这孩子来说,电脑已经给他承诺了鸿运当头、大富大贵等等,但到头来,这一切统统“不好”,反正就是拒绝使用。

几个星期后,他的父亲放弃了,再没提起这个名字。

写完这个故事后,何伟写了一句有点抒发感情的话,“从此以后,他永远叫魏嘉”。

对这个并不与什么对抗、只是要成为自己的孩子,他好像有某种敬重和感情。

 

9

前阵子,我爸打电话给我,说家族决定把老房子拆了卖掉。这是一个三百多年的清代宅院,我在那儿出生,长到八岁,一个人关于熟悉和稳定的感觉都从那儿来。我爸问我,“你看你什么意见?”

这个房子的产权属于十几户家庭,我也没有那个财力去买那个房子,我只能说“由它去吧”

放下电话,我想,由它去吧,对所有我干预不了的事情,我只能狠狠心,由它去吧。就当是看历史,旁观好了。我早就变化成另一个人了,我不需要这些。别动感情,就这么着吧。

在何伟写到的这个家庭里,魏嘉的大伯是一个智障聋哑人,村里人叫他傻子,没有人理他,何伟每次试图跟他说话,都被村民拦住,“他听不懂”。只有不满6岁的孩子跟他玩,玩的时候他很欢乐。有一天,魏嘉的爸爸让何伟开车送一家人去镇政府,到了门口,开开门,他把傻子拉下了车,“政府应该每个月给我们钱养他的,他们不给,我只能把他留在这儿,直到他们愿意出钱为止”。傻子没有任何表情。

魏带着他哥哥穿过院子,走过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钢球雕塑,进了大门。

下午稍晚的时候,领导们用车把人送回了大山里,在离村子里还有几公里远的地方停下了,傻子从来没有一个人离家那么远过,但他靠本能找到了回家的路。

何伟再回到三岔村的时候,傻子远远地看见他,咧着嘴大笑,指着轿车,比手势,是在讲述坐过他车下山的事。

“我懂,”何伟说,“我记得。”他想道个歉,说自己当时明白这事儿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抱歉把傻子丢在政府了。但是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办法表达歉意,傻子还在那儿激动地大大比划着手势。

后来补助就有了,再后来还给残疾人发了彩电,魏嘉的爸爸把彩电送给了一个“关系”……“反正傻子也看不懂”。傻子晚上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

等孩子6岁之后,长出了父亲一样的桶状胸脯,也学会了像其他人一样对傻子不理不睬。

我已经学会了不理不睬,觉得这样才能避免痛苦,何伟却写出了我熟视无暏的中国,和冷漠之下的实质……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灵没有归属,不管你知不知觉,承不承认。

(选自《锦绣》杂志2011年7月号,转载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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